短篇故事的全盛时期(9)

把生活的碎片变作为艺术作品需要的是技艺而不是技术。短篇故事与19世纪小说共享了一个普遍原则：在真实与趣味中寻求结合。但是由于其机理是对立的，因此其理念也是如此。小说根据张力与决定两个目标之间的辩证法则运行。如果它以简奥斯汀《傲慢与偏见》(Jane Austen, Pride and Prejudice)的“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作开场白，它必须要通过发现基于事实但却令人吃惊的曲折情节来造就趣味，在无聊的日常生活中寻找隐藏的趣味。事实存在于真实的表面的细节中，趣味却肯定被掩藏着不愿直露。莫泊桑在以真实叙述的理论介绍他的短篇小说《一生两兄弟》（Pierreet Jean）时说得更多的是他的故事创作而不是小说实践。他非常简要地表达了他的理念：“最小的事件中包含了一些不为所知的东西。让我们去找到它。”契诃夫也同样有这样的自我意识。在故事《在大车上》（Na podvode）中，村子里的生活是“艰苦，缺乏趣味的”，玛丽雅瓦西列芙娜（Marya Vasilevna）在冬日回村的路上发现“毫无新鲜和趣味可言”，直到她遇到“长得很有意思”的一位地主，但是他却把她的车夫带入歧途。结尾处作者写到她母亲充满期待的眼神而不是给读者一个真实的结局。在《醋栗》（Krizhovnik）中，主人想要上床睡觉却担心客人们在他不在时会“讲什么有趣的故事”，但是他他们却什么也没讲然后很快大家都睡觉去了。《有关爱情的故事》中的阿列兴（Alyokin）说安娜阿历克塞耶芙娜（AnnaAleskseevna）嫁给了一个“无趣的男人”时，她却说她丈夫“过去是很有趣的”。在《实践案例》(Sluchai iz praktiki) 中，检察员卢仁发现正被调查的神秘死亡案件发生的村庄“无趣”，然而在莫斯科的话，调查“就会有意思”。并且他在无聊中打发时日的居所里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姑娘。最明显的是，在《带小狗的女人》中，挫败的情人古罗夫（Gurov）“有两种生活：一种是公开的，凡事要知道这种生活的人都看得见，都知道，充满了传统的真实和传统的欺骗，跟他的熟人和朋友的生活完全一样……另一种生活则在暗地里进行……他认为重大的、有趣的、必不可少的事情，凡是他真诚的去做而没有欺骗自己的事情，凡是构成他生活核心的事情，统统是瞒着别人，暗地里进行的……，而他总是认为每个人的真实的、最有趣的生活都是在秘密的掩盖之下度过的，就如同在夜色的掩盖之下一样。”(2:324) 对于短篇故事来说，有趣的真实生活，比如乔伊斯在《邂逅》中的叙述者所向往的“真正的冒险”是从来不会被直接体验的。它们总是以惯常的、表面的生活阴影中的一部分激情的方式而被感知。“隐秘的自我”是曼斯菲尔德故事的主题（引号中的短语出自《心理学》）。真实是19世纪小说的目标，然而在短篇故事里，如果真实不是被作为一种事实的伪装，它其实是一种限制，一种静态的物质。维尔加关于格拉米格纳（Gramigna）的故事用词是“简单而生动”的。正如他所说是“有趣的”，因为趣味接近着“书的本心”。从司各特（Scott）到至少伍尔夫（Woolf）的小说通常的目标都是在真实和趣味中达成妥协，然而短篇故事却在二者中辟出一个裂痕。瑟伯（Thurber）的《沃尔特米蒂的秘密生活》（Secret Life of Walter Mitty）事实上是对在先他之前的短篇故事中秘密生活的揭露。

当然，短篇故事也会有对情节的设计。这些故事在情节富于挑战性和趣味性的同时，也把真相呈现在结尾处。在这一点上，欧亨利是值得被慎重考虑的作家。正如他在故事里所说，他的故事不是“真实的冒险”，“从来都不丰富”；它们应该只算得上是“半个冒险故事”，是“罗曼史和冒险两个孪生精神”的“追求者”（《绿门》“The Green Door”），因此，情节的曲折要么是出于欺骗，要么是出于揭露。它们仍然过分地戏剧化，这是他有意识地在《菜单上的春天》（Springtime à la Carte）里加以反讽的一个特征。（“从来，从来没有以这样的方式来开始一个故事……从来没有如此地旧事重提”）。没有人会错把欧亨利当作契诃夫。那个特征解释了为什么他已经快从人们的视线消失。他的故事的结局的不可预测性太容易被预见了，缺乏足够的“个性化”。事实上，《麦琪的礼物》中互相隐瞒的礼物在仅以极小的改动而被复写在《四百万》（The Four Million）中的另一个故事《爱的牺牲》（A Service of Love）中。其实，欧亨利的故事的真正乐趣并不在于情节而在于所谓的地方特色，这是19世纪短篇故事的一个更为广为传播的特点。在《四百万》中的25个故事包含了各个阶层、群体和人物类型，以及甚至更为显著的大量的方言和习语，让人印象深刻。它们极度的简洁与结尾的完结性让人们的兴趣重新转回到叙述。作者语言上的精湛技艺使得情景和地方色彩占据重要地位。当求爱者雄辩的书信体的言辞——“告诉她她所如此珍视的忠诚从未动摇过”——被送信人以街头俚语口头传达出来变成“那位先生说，你的那些想当然的说法真让他受了委屈。”（De gent says he's had de ski-bunk put onhim widout no cause）——这个故事的主题是关于生活的未知与难解，这一主题不因为年轻女人理解到信使的意思而接受求婚这一情节而改变（《爱情信使》The Courier）。在这些故事里，情节只是一个巧妙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