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故事的全盛时期(8)

德国短篇小说传统中的关键差异就在这里。根据阿达尔贝特施蒂夫特（Adalbert Stifter）对后者最有影响力的程式化叙述，也即后来《彩石》（BunteSteine，1853年英语译名为“Colorful Stones”，由六部之前十年间相继独立出版的短篇小说结集组成）的前言来说，这些短篇叙述应该关注小事。在此，“小”意味着正常和典型，并非细微和特别。[13]小的("klein")事件就像珠宝一样价值不菲，值得去讲述（前言中用“宝石”Kleinod一词打比方，紧接着介绍之后他用了甚至更为简短的“黑钻”Juwel一词作比）。这些短篇小说——从不同程度来讲，那些戈特弗里德凯勒（Gottfried Keller）的作品、那些更倾向于哥特风格的奥多施托姆（Theodor Storm）作品以及康拉德费迪南德梅尔（Conrad Ferdinand Meyer）的作品与短篇故事都有一些共同特点：在整个施蒂夫特（Stifter）的作品集中兴奋感都被压制着，集子中故事里的人与事通常都不合常理；四位作者的短篇小说有时将地方特色和（减弱的）方言特点置于最显著位置，虽然小说情景设置在单一的地区，没有短篇故事频繁的社会多样性；时间的鸿沟巨大；并且故事仍然不可讲述（尤其是施蒂夫特的第三部短篇小说，《电气石》“Turmalin”，故事讲了一位不忠的妻子音讯全无，消失不见）。然而，这些元素的影响还在“维多利亚”模式中占主导地位，这说明施蒂夫特在前言中提出的著名的“das sanfte Gesetz”，也就是“温柔法则”，在当时是一个普遍真理。然而这个法则所认为的短篇小说应该在大的规律性事件中表现出细小例子这一观点其实早在哥特小说中就已经形成定论了。在一部名为《优秀女孩》（Die guten Weiber）的逸闻趣事集（最初名为《优秀妇女》"Die guten Frauen"，1801出版）中说：“那些无需显著事件就能让人辨识出人物的细微特点事实上是值得被保留下来的。小说家不能利用它们的原因在于他们认为这些特点还不够重要，趣闻轶事集子的作者也是如此，他们认为它们既谈不上不机智幽默，也不鼓舞精神；只有希望通过宁静的沉思而掌握人性的人才会乐于欢迎那样的特点”。戈特弗里德凯勒1855年的短篇小说《雷格尔安慕兰夫人》（Frau Regel Amrain）中有一个生动的例子。这个故事是关于一位聪慧的母亲和她偶尔意气用事的儿子：通过二十多年的耐心观察和本能的塑造，加之几件母亲对儿子的短期的积极干预事件，雷格尔安慕兰夫人成功地把儿子培养成一个谨守“惯常习俗”的人。在这样的短篇小说中，施蒂夫特的“温柔法则”成为传统资产阶级道德中显而易见的东西。

与之相反，在短篇故事里偶然性取代了因果联系。被计划和执行得毫无瑕疵的完美的罪行将无法留给偶然性因素任何空间；在那种情况下，当然没有任何发现或暴露可言，因此也就不能称其为故事。意外事故经常被设置在故事所渲染的独一无二的情景中。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尽管不仅仅是它的传统——认为小说中的人物应该具有典型性类型。但是更为多产的短篇故事作家们所创作的数百个小型叙事故事却不能靠着典型性人物类型而维持下去。契诃夫的《有关爱情的故事》（O lyubvi）以前言的方式说到：“正如医生所言，有必要为每个独特的事件赋予个性”。“独特的”一词在俄语中是“sluchai”，同时也有“偶然的”的意味。作为偶然事件的产品，故事中的事件因此当然具有纯粹的偶然性，即便一些很明显的事件也是如此。在契诃夫的许多早期故事中都有一个关键词“zrya”，意思是“随意地”或“意外地”。尽管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副词，但我们却找不到它所对应的名词，因此不能有助于我们使“偶然性”概念化。因此，在《苦闷》（Toska）的结尾，车夫告诉马儿他的儿子“意外地死了”；《预谋犯》（Zloumyshlennik）中的法庭随意地断案。《阿嘉芙雅》（Agafya）中的同名主角爱上的渔夫沙夫卡（Savka）有一种“对随意地过日子的有一种几乎艺术化的狂热”。不仅仅人物、场景、事件是孤立的，连生活都是孤立的，而这些孤立的存在正是短篇故事中的东西。在《官方差遣》（Po delam sluzhby）中，契诃夫把那些看上去“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称为“偶发事件（sluchainosti），生活的碎片”（skazochnyi——语源上讲意思是值得讲述的意思）。他说：“这周围的一切不是生活，而是生活的碎片、片段，这里的一切都是偶然的（或者“巧合的”，sluchaino），从这里得不出什么结论”——那就是说，当然没有关于神秘的谋杀案的结论，尽管故事里有很多支离破碎的生活的迹象和痕迹。看上去似乎契诃夫这里借用了左拉（Zola）的用语“生活的侧面”（sliceof life），但是他却和左拉的“通过气质看到本质”(《自然主义戏剧》“LeNaturalisme au théâtre”)的观点并不一致。理解与视角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它们来自于对人类对怪异事物的同情或者对这些怪事的或讽刺或愤世嫉俗的评判，而不是来自于历史的连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