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子毓：方位尊崇渊源考(4)

据冯时先生研究，西水坡遗址墓室南部的形状即是一个原始的盖图。较之后世盖图，这一原始盖图最大的优点就在于，青图画恰将黄图画的中衡截为相等的两半，春秋分的时间是相等的。但这却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正如冯先生所言，它导致了观测者位置与地理方位的矛盾。这一青图画的圆心在外衡之外，如以黄图画圆心为北极的话，青图画的圆心，亦即观测者的位置显然在太阳之南，这与中原的实际地理位置是完全相反的。[41]对此缺陷，冯先生未作深论。

个人以为，这种缺陷的背后，其实体现的是上古宇宙观的变迁。如前所述，西水坡遗址中，象征“天”的几个遗址都在南部，而象征方形大地的墓室则在北部，这一原始盖图的青图画亦在黄图画的北部。如果脱离后世观测体系的干扰，我们很难想象黄图画的圆心会在北极。事实上，象征北斗的胫骨明确置于北部，更说明北极与黄图画的圆心无涉。

实际上，宇宙观的确立与天文学观测息息相关，而太阳作为天空中一家独大的天体，无疑是最先被观察的，是以有前文所谓“贵日”之俗。通过立表测影等方法，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皆可得以确定。除此之外，还有通过观测偕日而出的星辰以确定回归年长度的方法，即“偕日法”。古埃及人通过观测天狼星偕日而出的时间确定一年的长度。此法在中东、欧洲被普遍采用，每月偕日而出的星辰正好连成了黄道，并由此产生了黄道十二星座。中国在原初时代，恐怕亦曾采用过这种较为简易的观测方法。庞朴先生结合甲骨卜辞与文献，认为当时中国曾通过观测大火星观象授时，制定历法，他把这一历法称为“火历”。[42]冯时先生则认为，殷商历法就是通过观测大火星偕日而出的时间来确定岁首的。[43]

除西水坡以外，如前所述，上古类似三衡图的遗址亦见于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三衡置于祭天的圜丘中，其三衡以红色石头摆出，正与太阳初升的颜色相合。[44]如果我们承认最原始的观测体系是以太阳为中心的，那么我们很难想象，原始的宇宙结构学说的核心会脱离太阳，另起炉灶。由于我国绝大多数国土皆在北回归线以北，正午时太阳终年在南方，在以太阳为核心建立的观测体系下，将太阳所在的南方视为天极实在是当然之事，这也是与原初时代尊南的风俗、墓葬以南象天的形制相符合的。在这一体系下，观测者处在太阳之北，上述矛盾便不复存在。不过，若以南为天中的话亦存在一个问题，即代表夏至日的内衡处在最南端，代表冬至日的外衡处在最北端，与实际观察相悖。但较之于太阳常年居于北方这种根本性问题，这一细节问题相对而言要小得多。

因此，个人以为，西水坡这一原始盖图中，黄图画的圆心绝非北极，而是人们想象中的南方天极，太阳是围绕这一天极旋转的。亦即是《吕氏春秋》所谓“日中无影”之地。

不过《吕氏春秋》中“天地之中”的观念较原初思想当亦有所变化，从西水坡墓葬来看，原初观念中，天之中虽在南方，地之中却并非如此。从墓葬形制看，象征地的方形墓室是在北部的，这一设计恐非随意的设计，其与后世《周礼》的记载十分相似：

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45]

既用立表测影之法，其观测重心自然亦是太阳。然而不以无影的地方为地中，而规定夏至之日一尺五寸的地方为地中，这显然是难以拿自然天象解释的。其根本原因在于，“地中”象征天子，本有神化君权的意义。然而天之中却在极南之地，与中原地区绝难相合，故而“地中”概念势需人为设定，以与中原君主的活动区域相合。后世以北极为天中以后，亦存在类似问题，故而符合“日至之景，尺有五寸”的登封市一直号为“地中”，直到今天。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原始盖天说中，天中与地中本来就不是对应的，天圆之象主要用太阳运行的三衡表示，而其面积却不限于此，是无边无垠的，大地所对应的则是三衡之外，天的北部。可见，原始盖天说中，虽然也是天圆地方，但同时也是天南地北，天大地小，并不存在所谓“四角之不揜”的问题的。不过，既然是天大地小，那么地没有覆盖到的地区又是什么呢？《周礼·春官宗伯》云：

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奏之，若乐八变，则地祇皆出，可得而礼矣。[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