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子毓：方位尊崇渊源考(11)

[27]虽则如此，为了使教堂外的人民感受到教堂的威严，西立面的建筑往往最为宏大精美。这一矛盾正体现出了朝向崇拜与位置崇拜难以得兼却又纠缠不清的尴尬。参见：何琦：《基督教艺术纵横》，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177-178页；邓福星、邓青：《美术鉴赏》，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80页。

[28]虽然有说法认为圣坛向东意为朝向耶路撒冷，然而如果考虑到建在东方的基督教堂亦常采取类似设计的话，或可认为远古流传下来的太阳崇拜及才是采取这样设计的根本原因。类似的，圣诞节亦本源自古代波斯、罗马祭祀太阳的节日，亦即冬至节——由于冬至日过后日照时间逐渐变长，故而这一天也就被和太阳崇拜联系起来，中国古代皇帝亦在冬至日祭天。参见邓福星、邓青：《美术鉴赏》，第80页；王冬梅：《建筑文化学六义》，合肥：合肥工业出版社，2013年，第87页；何琦：《基督教艺术纵横》，第177-178页；李丕宇：《跨文化融合：中国近代教堂艺术的本土化嬗变》，收入耿昇、戴建兵主编：《历史上中外文化的和谐与共生——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2013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29页；苏卫红：《济南洪家楼天主教堂建筑艺术研究》，收入中国建筑学会室内设计分会编：《2012中国室内设计论文集》，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2年，第16页；杨若望：《圣诞节为何定在12月25日》，《中国民族报》2004年12月24日。

[29]事实上，随着十一世纪前后大乘经典在藏区复兴，东方阿閦佛信仰兴起，当时所建的寺院主供佛殿堂亦多为东向。不过此风似未在后世长期延续。参见谢继胜：《居庸关过街塔造像义蕴考——11至14世纪中国佛教艺术图像配置的重构》，《故宫博物院院刊》2014年第5期。

[30]参见谢继胜：《居庸关过街塔造像义蕴考——11至14世纪中国佛教艺术图像配置的重构》；陈捷、张昕：《裕陵地宫石刻图像与梵字的空间构成和场所意义》，《故宫博物院院刊》2016年第5期。

[31] [清]郭庆藩：《庄子集释》卷九下之《杂篇·盗跖第二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986页。

[32] [清]孙希旦：《礼记集解》卷二十四《礼器第十之二》，第659页。

[33]冯时：《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的天文学研究》，《文物》1990年第3期。相关内容亦见于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第六章《星象考源》第四节《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诸遗迹的天文学研究》。

[34]许多学者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参见王焕林：《方位尊卑考辩》；谭学纯：《“左、右/东、西”：尊卑意识及其文化蕴含》。

[35]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卷十三《有始览第一》之《一曰有始览》，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81-283页。

[36]《晋书》卷十一《天文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78页。

[37] [清]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卷五之《曾子天圆第五十八》，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09页。

[38]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卷十三《有始览第一》之《一曰有始览》，第281-283页。

[39]虽然圆心在内衡之内，但内衡的大部分轨迹实已居于此圆心之北。

[40]以上关于盖天说、七衡六间图、青黄图画等论述，参见程贞一、闻人军：《周髀算经译注》卷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84-98页；冯时：《红山文化三环石坛的天文学研究——兼论中国最早的圜丘与方丘》，《北方文物》1993年第1期；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第六章《星象考源》第四节《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诸遗迹的天文学研究》，第390-394页。

[41]参见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第六章《星象考源》第四节《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诸遗迹的天文学研究》，第394-399页。

[42]庞朴：《火历初探》，《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4期；《火历续探》，原载《中国文化集刊》第一辑，收入《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庞朴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火历”三探》，《文史哲》1984年第1期。

[43]冯时：《殷历岁首研究》，《考古学报》1990年第1期。

[44]冯时：《红山文化三环石坛的天文学研究——兼论中国最早的圜丘与方丘》，《北方文物》1993年第1期。相关内容亦见于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第七章《早期宇宙模式》第二节《红山文化三环石坛的天文学研究》，第475页。

[45] [清]孙诒让：《周礼正义》卷十八《地官司徒·大司徒上》，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721页。

[46] [清]孙诒让：《周礼正义》卷四十三《春官宗伯·大司乐下》，第17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