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管理批判二十六：中国管理的超越之路(9)

　　儒家的“仁”是高尚的，也是有残缺的。“仁”不仅是差等的，也是推己及人的，受到血缘等因素的限制，而基督信仰无限之爱，不是要废掉儒家的“仁”，乃是在“仁”的基础上，进一步使之完全。

　　事实上，基督信仰博爱精神的注入，将使儒家之“仁”超越其固有的局限性，而焕发新的生命。由于是先贤思想的继承，儒家的“仁”无疑也是上帝神圣启示的结果，只是由于缺少上帝更完全的启示，儒家之“仁”才成为有局限的爱。

　　而通过对话基督信仰获得改造和重生的“仁”，事实上已经不是儒家文化中的“仁”了。重生之后的“仁”实际上已经是普世之爱，因此，属于人类共同的追求。

　　2、信仰成全道德

　　儒家的道德体系不仅十分完善，而且与基督信仰之道德体系基本相似。儒家道德体系的困境，不是道德体系本身的问题，而是由于缺少超越道德的信仰。

　　尽管孔子本人信仰主宰之天，但由于缺少更多具体的启示，至终便漠视天道，而把希望全部寄托在道德之上。

　　然而，信仰是道德的基石。没有信仰的超越力量，道德就会成为一种妆饰。正如耶稣基督所斥责的法利赛人，象外表华丽的坟墓，内里充满死人的骨头。也正如鲁迅所说的，满口的仁义道德，背后却是“吃人”二字。

　　3、赎罪成全自义

　　儒家的“内圣外王”，是一种自义的哲学。这种看起来十分高深的哲学，不知使古今多少人为之倾倒。然而，如同“无欲则刚”一样，“内圣外王”也是一种绣花枕头式的哲学。不是“内圣外王”不好，而是通过自我修炼，根本达不到成圣。同样，通过控制欲望也达不到无欲。这些看起来高深的哲学，与基督信仰的真理相比，无疑具有天壤之别。

　　为什么人类不能通过自我修炼或禁欲，来达到“成圣”或“无欲”的境界？因为人类已经被罪性所辖制，凭人的力量，谁也胜不过罪性。连孔子本人都有“子见南子”事件，连朱熹都有绯闻。更不用说其他人了。事实上，在罪性面前并没有“圣人”可言，从内心来讲，伟大人物并不比普通人更为高尚。在上帝面前，无论何人，都是已经堕落的罪人，谁也不比谁更好。

　　2005年，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儒教研究中心学术委员郑家栋利用出国之便先后携六名“妻子”赴美不归事件，曾引起各界对新儒家的诟病。事实上，郑家栋事件固然说明儒家的道德是无效的，但并不说明郑家栋教授比别人更坏。事实上，从基督信仰的启示来看，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比郑家栋教授好。虽然我们不是每个人都会有严重的罪行，但在罪性方面都是一样的。

　　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必须取用耶稣基督为人类所流的血，才能洗净自己的罪。也就是说，只有依靠信仰的力量或上帝神圣的生命，我们才有可能脱离卑贱，而达到道德的至高境界。当然基督徒也有很多犯罪的，但这并不表明信仰是无效的，而是更加印证了我们罪性的严重性。基督徒的犯罪，是因为离开了上帝的同在。

　　4、身体成全大同

　　儒家所追求的集体主义，在现代社会中尤其显得重要。然而，如同道德不能实现道德一样，集体主义也无法实现集体主义。特别是，在儒家的集体主义中，还包含着严格的等级制度与对个人自由的抹杀。

　　而基督信仰能够成全真正的集体主义。在基督信仰看来，宇宙中只有一位上帝，人类则是上帝的众儿女。人与神合并成为一个宇宙的身体，神在人内，人在神里。身体的观念超越组织，身体是生机体，因此其意义远远超出集体主义。集体主义不过是众人的相加，而身体则是众人的合一。

　　“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是一个身体，并且各个互相作肢体……”（《新约?罗马书》十二章5节）。

　　“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体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不需要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不需要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似乎较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新约?哥林多前书》十二章20-22节）。

　　《圣经》中关于宇宙身体的启示，是任何一种集体主义不能相比的。借着众人都是一个生机体的启示，基督信仰将真正实现儒家所追求但不能实现的集体主义。

　　基督信仰成全儒学：对中国管理实践的重大意义

　　基督信仰成全儒学，不仅对重建中国管理价值体系，更重要的是对推动中国管理实践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基督信仰成全儒学，对中国管理实践的重大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建立“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