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管理批判二十六：中国管理的超越之路

　　对于中国管理的建构来说，重要的不是要不要继承传统文化的问题，而是如何正确地解读传统，以及如何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的问题。

　　正如欧洲文艺复兴所创造的新文化并不是“新柏拉图主义”一样，中华文明的复兴也绝不可能通过“新儒学”来得以实现。对于中国来说，重要的是新文明是否真正能够完成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而不是刻意保留某种苍白的符号。

　　儒学与中华文明的真正源头

　　中国式管理的根本困境是既没有正确地解读传统文化，也没有在此基础上进行任何创新，而是把传统文化原封不动拿到后现代中国。这种努力无疑既辛苦又缺少实际的功用。

　　事实上，中国式管理忽略了中华文化黄金时代的精髓部分，而把白银时代的中华文化当作了最高真理。所谓中华文化的黄金时代，是指尧舜禹之先贤时期；而中华文化的白银时代，乃是春秋战国之诸子百家时期。

　　作为中华文化核心的儒家文化并不是中华文化的真正源头。换句话说，孔子并非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思想是由《诗经》、《尚书》、《易经》、《礼记》、《春秋》、《乐经》等六经而来。而六经除《春秋》不能确定外，其它都可以确定不是孔子本人的作品。六经成书于何时，由何人所作，虽难以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其中的内容及观念，在孔子之前早已存在了。

　　在孔子之前，中国历史上并没有私人著作出现。所有的著作都是集体创作，它们的所有权属于国家。因此，作为儒家思想源头的《诗经》、《尚书》、《易经》、《礼记》、《乐经》等，均为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它们是中华文化的真正根源。而世界各民族的文明史表明，上古时代的文明都是各民族文明的黄金时代。

　　事实上，孔子只是做了对中国上古文化进行整理的工作。“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表明孔子思想都传承自上古之先贤时代，是对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中华民族先贤思想的记录。

　　而根据《诗经》和《尚书》的记载，中华民族相信主宰之天的存在。这是中华文化之根，也是儒家思想之根。冯友兰指出：“《诗》、《书》、《左传》、《国语》中，言天、帝之处甚多，多指有人格的上帝。”（冯友兰《中国哲学史》55页）而吴康更明白地指出：“诗书中所云天、或帝、或上帝，皆人格化之最高主宰，乃宗教之上天，同于西方基督教或犹太教之上帝（神）也。”（吴康《诸子学概要》3页）

　　在对主宰之天即上帝的信仰的基础上，中国文化又非常注重道德，以忠君、孝亲为核心。除了孝在世之亲外，更要去祭去世之祖。所以忠君必须孝亲，而孝亲又非祭祖不可，这就是中国历史中的道统。孙中山曾经指出，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乃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根据古代典籍的记载，不仅孔孟以前的中国人有坚定的信仰，甚至孔孟本身也信仰上帝。孔子说，“天生德于予。”（《论语?述而》），因此他相信主宰之天，而且相信主宰之天是非常注重道德的。因此，孔子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书经?蔡仲之命》）。

　　孟子亦相信主宰之天既有道德又有意志、感情与行动。所以要“仰不愧于天”（《孟子?尽心上》），“若夫成功，则天也。”（《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更承认此主宰之天，乃天地万物与人类之创造者。因此，他说：“天之生物也。”（《孟子?滕文公上》）又说：“天之生此民也。”（《孟子?万章上》）。

　　孔孟虽信仰主宰之天，但却很少向他人言及。儒家的主要注意力是放在世俗的学问和道德上。因为，孔子是严谨务实的人，他一生最特长的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孔子虽然相信主宰之天，但对于生死之道，一无所知，只好避而不谈了。其次，孔子对现实政治的兴趣，较之对天道问题更大。孟子紧随孔子之后，“述仲尼之意”，则自然少言天道了。

　　事实上，孔子最推崇的人物是尧帝，他的伟大不在于权力，乃在于认识上天之道，从而具有无人可及的高尚道德。孔子曾说：“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意思是，巍巍之上天，诚然是伟大与浩大，以至深不可测。然而举世却只有尧帝一人，能够通晓上天之道。

　　事实上，尧舜禹作为中华民族上古时代的明君，之所以能够实现对国家的和谐治理与政权的和平过渡，与他们的世界观有直接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分析中国式管理的世界观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