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管理批判二十六：中国管理的超越之路(8)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意思是：一旦君王背弃了天道，那么他就只有依靠个人的道德来治理国家，如果他连道德也失去了，他还剩下一点仁慈（同情）来维持治理国家，要是连同情心也没有了，或许还有一些正义感，连正义感也没有了，所谓的礼仪就是个空壳子了。老子虽然不认识上帝，但他对道的理解与《圣经》相当接近。儒家道德之所以未能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造就真正的圣人，其原因正如老子以上所说。

　　第四，儒学是“官本位”，“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儒学的官本位思想造就了中国传统文人的士大夫情结，所有读书人的人生目标都是做官，这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这种积极入世的思想固然有其可取之处，但不适应现代商业社会。

　　而基督信仰不干预政治，人的价值也不只是通过当官来体现。基督信仰通过上帝神圣的生命更新人的天然生命，使人达到道德的至高境界，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国家和社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所以，孙中山说，青年人要立志做大事，不是做大官。孙中山先生之所以有如此观点，与他是一个基督徒不无关系。

　　基督信仰成全儒学：中国管理价值重建的最佳路径

　　我们已经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谈论儒学与基督信仰的关系，这表面上看与管理无关，实则关系重大。

　　中国当代管理突围面临最大的困境，就是价值重建的问题。而在价值重建的过程中，我们既不能秉持唯中国文化论，纯粹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突破口；也不能秉持唯西方文化论，纯粹从西方文化中寻找突破口。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有缺陷的，而西方文化亦同样充满残缺。

　　在前面的系列文章中，笔者一直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批评态度，但这不等于说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事实上，无论是象中国式管理那样全盘肯定中国文化，还是全盘否定中国文化，都是违背科学和实际的。

　　全球化的碰撞产生了混沌文化，中西文化的融合使任何形式的中国式管理都无法自圆其说。在中西文化融合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透过中西文化的差异和不规则的冲突，去发现它们内在的共同结构。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是儒家的“仁本主义”，西方文化的核心精神是“人本主义”。而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冲突。因为前者重视“爱”但强调等级，而后者重视“自由”并轻视等级。由于儒家文化已经深入中国社会，我们不可能彻底抛弃儒家文化去进行价值重建。

　　而通过对儒家文化根源的探究，我们知道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明与希伯莱文明之间存在血缘关系。这使得儒家文化与基督信仰之间具有惊人的内在相通性。而到目前为止，基督信仰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更远远超出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这样，通过基督信仰，我们实际上找到了联系中西文明的神秘纽带。相对而言，基督信仰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是显明的，而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隐蔽的。基督信仰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人类先祖口传信息，也就是通过中华文明与希伯莱文明的血缘关系而实现的。由于之前缺少《圣经》这样文字形式的详细启示，因此，中华文明需要在上古时期与希伯莱文明的纽带关系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对话基督信仰，来重建实际上被中断了数千年的中华文明。

　　儒学的伟大，是因为它传承了中华先贤的思想精华。而中华先贤的伟大，是由于他们与希伯莱先祖一样信仰主宰之天，并效法天道治理国家。中华先贤的信仰成就了他们高尚的道德，使他们能够真正施行“仁政”。

　　而中华先贤曾经实践过的天道，在孔子时代已经荡然无存。所以孔子才会发出“大道隐没”的旷古呼声。事实上，由于先贤黄金时代的终结，儒家的伟大理想从来没有在孔子及其之后的中国封建社会中真正实现过。

　　而如果没有基督信仰的拯救力量，西方现代文明也将不可避免地滑入没落的深渊。是基督信仰成全了西方文化，使西方社会在充满堕落与败坏的诸多光景中，仍然能够维持基本的健康运转。

　　基督信仰拯救并成全了西方文化，同样也能够成全儒家文化。由于儒家文化与基督信仰的血缘关系，在儒家文化对话基督信仰的过程中，将不会遇到太多的障碍。

　　基督信仰对儒学的成全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博爱成全仁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