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胡适与韦莲司的精神恋(7)

胡适对韦莲司所说的这段话，当然不是实情。他在上海的时候，曾经有过一小段“叫局吃酒”，连他自己在《留学日记》里都说是“不知耻”的日子。（胡适，《胡适留学日记》，第一册，第268页）我们以后可以看到，这并不是胡适向女友第一次撒谎。他固然在日记里称赞韦莲司：“余所见女子多矣，其真能具思想、识力、魄力、热诚于一身者惟一人耳”（胡适，《胡适留学日记》，第二册，第524页），然而这句话却也流露出那种男性“阅女多矣”的自得之情。胡适日记里所记的，跟他写给韦莲司的信，有如天壤之别。因为就在他夸口说“余所见女子多矣”不过五天的时间，胡适就跟韦莲司表示他没有跟任何一个女人说过十个字以上的话。

胡适与韦莲司独处一室的风波，在他们的信件公诸于世以后，引来了一些惋惜他“胆小”的欷歔（周质平用同情扼腕的口气，说胡适与韦莲司独处的当天下午不敢有“大胆作风”，见周质平：《胡适与韦莲司：深情五十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7页），和他“求爱”被拒的悲叹[唐德刚认为，“胡氏显有所求（made some proposition）而为韦女所峻拒。……她奉劝胡郎，斩断情丝，悬崖勒马；应着重较‘高级’的情性之交；勿岌岌于‘色欲之诱’（sex attraction）。”见《胡适杂忆》，第187页]。更有甚者，像朱洪在他的《胡适与韦莲司》一书里，凭空捏造，匪夷所思地把韦莲司描写成一个春心荡漾、“情不自禁地伸出双手，挽住了胡适的脖子”、“起伏的胸膛和涨红了的脸”、口中呢喃着“晚上——”、“留在这里？”迫不及待想要跟胡适上床的思春女。（朱洪，《胡适与韦莲司》，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1～35页）

顺带说，这种荒诞的遐想与意淫，在后世的文人给前世名流的恋爱史添油加醋的描划中，绝非鲜见之举。韩石山在《也说林徽因与徐志摩》中讥刺电视连续剧《人间四月天》中周迅扮演的林徽因：“《人间四月天》中的林小姐，给你的感觉则是个小妖精，小荡妇。你看，跟志摩一见面没过多久，就打得火热几乎等于姘上了。当志摩蹲在她的膝前仰脸看她时，她竟伸出手轻触她的发鬓，轻触他的脸颊，手顺着下来到了他的唇边。志摩刚要凑过来，她自己的脸蛋便贴了上去。嘴里说着：‘我许你我整个人！……我再没别的可以给出去了！’这样的动作这样的话语，就是在妓院里，也不是新手做得到说得出的吧。你得想想，她才十七岁。一个中国旧时代的大家闺秀，一到了英格兰吃上面包喝上牛奶，就淫荡成这个样子？据说好些女孩子们还格外喜欢，真是活见鬼了。”

朱洪的错误在于，他虽为韦莲司作传，却一点都不了解韦莲司；此外，他也完全懵懂于历史的脉络。唐德刚和江勇振都指出，在20世纪的初期，是美国社会对华人最为歧视的时代，即使胡适与韦莲司彼此有意，两人也无法逾越种族障碍。美国从1661年到1967年之间，有41州在不同的阶段立法禁止不同种族通婚，即所谓的“反杂交律”(anti-miscegenation laws)，在这41州里，有14州的法律是针对着亚洲人——即中国、日本及韩国人。举例来说，加州最后一次通过禁止白人与亚洲人通婚的法律是1945年。虽然绮色佳所在的纽约州没有禁止白人与中国人通婚的法律，这并不表示当地人就能接受这种联姻。

1915年的胡适在恋爱方面是个青涩小子；韦莲司心中对胡适也没有任何涟漪。她在讨论“教养”、分析男女友谊的那封信里，很清楚地表明她对“升华”的礼赞。韦莲司认为人之所以可贵，在于他可以超脱他的肉体，就好比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可以摆脱技巧的限制一样。她说生活的艺术，是去品尝人生的极致，去追求生命的无限。她把人的“肉体”比拟成制造纸和铅笔、或者色彩和画笔的工厂。她说，如果人人都只注意这个“工厂”跟它所生产的纸和笔，那要让谁去创造那扣人心弦的文学和艺术呢？换句话说，这个“工厂”和它的成品固然重要，但它们只是画家用来创造艺术的工具而已；同样的，“肉体”的爱固然重要，它其实只是两个相爱的人追求心灵交会的媒介。她承认她这个理论有点矫枉过正，因为从前的人确实对性压抑太过，太不注意肉体。但是，她和胡适都是不甘于平凡，要有所作为的人，特别是胡适。她认为胡适的志向比她还高，是要进一步去作唤醒他人的大事业。所以，她以“教育”（education）、“抉择”（choice）和“力行”（vital activity）这个三段式的进程表来与胡适互勉。（《藏晖室札记》，1915年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