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胡适与韦莲司的精神恋(5)

同胞们，在这样危急的时刻冲动起来是绝对无益的。任何冲动、任何堂而皇之的慷慨悲歌、任何耸人听闻的建议都从未帮助过任何一个国家……在我看来，此时此刻，在这远离中国的地方，我们这些学生应当采取的正确方法是：让我们冷静下来，尽我们的职责，那就是去学习。让我们不要被报上的一派混乱喧嚣冲昏了头脑而抛弃了我们庄严的使命。让我们冷静、泰然、坚定地致力于学习，让我们做好一切准备，如果祖国能度过这场危机――我相信她能，我们就去建设她改良她――或是必要的话，我们就应当把她从死亡中带向新生！

同胞们，这就是我们的职责和我们的正确选择！

[转引自贾祖麟（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37》，第67～8页]

对这种规劝的反应当然很尖锐。《留美学生月报》的主编发了一篇长文反驳胡适。“我们是用与胡适不同的材料做成的――不是木石而是血肉。我们有思想和情感。当形势要求我们表达我们内心的情感时。我们不能装聋作哑。”（旷煦堃，《何谓爱国的明智？答胡适》，《留美学生月报》，10.7，第427～430页，1915年4月）《战报》的主笔谌立则讥讽胡适在日本东亚大帝国成立后，可以等着封侯。胡适把他的“告留美同学书”寄给韦莲司，请她批评。韦莲司在回信里，说她觉得那封信确实是该写的，特别是有关学生的责任那一段话，确实说得鞭辟入里。但是，她也认为纵然一般留学生的态度不够明智，其所反映的却是股很宝贵的动力，因为它展现的是元气、生命力以及团结的倾向，这些征兆都很让人感到振奋。她建议胡适应该因势利导去引领这股动力，而不是去浇它的冷水。不要只是告诉留学生要冷静；她说，当那澎湃之气被激起的时候，我们只有透过行动——高标的的行动——才可能健全地进入冷静的境界；在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之前，一般人是听不进冷静这句话的。（Williams to Hu, March 25, 1915）

胡适回信，承认他只顾要求大家冷静，却完全没有去表扬这种群情愤慨所反映出来的正面精神。他说他会按照韦莲司的建议，去写第二封公开信。（Hu to Williams, March 28, 1915）这第二封没有被发表的公开信标题为：“何谓爱国的明智？再致留美同学”（What Is Patriotic Sanity? Second Open Letter to All Chinese Students）。胡适开宗明义，强调批评他的人完全误解了他的立场，那就是：克尽己责，以振邦国，即使我们是必须让它从死里复生。他解释说，他跟大家的目的是一致的，只是方法不同而已。日本的“二十一条”所激起的民气，是坦荡(noble)、健康的，但必须运用智能，把这股民气导向有用的、建设性的方向。总而言之，胡适呼吁大家不要徒然于涕泗横流，而应该化悲愤为力量，个个期许作为中国的费希特（Fichte）、马志尼（Mazzini）、加富尔（Cavour）、格拉司东（Gladstone）、珍·亚当丝（Jane Addams）、布克·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或爱迪生（Thomas Edison）。（Hu to Williams, April 26, 1915, Enclosure）

胡适要求留学生专心求学的忠告，和他日后回国，给从事爱国运动的学生所做的劝告是立场一致的。历来的学者都以为胡适是反对学者参与政治，也反对学生参与运动的。这是一个误解。事实上，胡适所反对的不是政治运动的本身，而是运动的方式。换句话说，他可以接受政治运动，只要它合乎理性、法治、井然有序的准则。例如，他赞扬1915年10月23日纽约争取妇女参政权的游行。他当天站在第五大道上看了三个钟头。过后，他在日记里赞叹地说，游行的人多达四万有余，却“井然有条”。参加游行的人年轻男女居多，但中年以上妇女也不少，还有头发全白者，“望之真令人肃然起敬。”当天大风寒，手执旗子的女子与风搏斗，无一人中途散去，“其精神可敬也。”（胡适，《胡适留学日记》，第三册，第807～808页）

胡适同时也不反对学者参与政治。江勇振说，过去对胡适的研究之所以有如此不正确的认知，关键在于误解了他日记里的一句话。胡适有一回看到杜威也在妇女参政的游行队伍里，感动之余，在日记中写下：“嗟夫，二十世纪之学者不当如是耶！”误读他日记的贾祖麟（Jerome Grieder）和周明之，把这个感叹句，错读成批判句，变成了：“二十世纪之学者不当如是！”（请参见Jerome Grieder, 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p.54; Min-chih Chou, Hu Shih and Intellectual Choice in Modern China, p.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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