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胡适与韦莲司的精神恋(2)

而他们的再一次见面，是在10年之后。1927年3、4月间，胡适此次赴美与韦莲司两次聚首，他在西雅图登船回国前，写信给韦莲司“唯一的遗憾是我无法待的久些”。

韦莲司也在4月6日给胡适的信中第一次理智地论及胡适的家庭：“你们两人同是一个不合理制度下的牺牲品。”

他们在1933年9月的重逢，可以看作是胡韦交往中的里程碑。这一年，韦莲司再次引述了自己6年前给胡适的一封信：“你塑造了一个幻象中的女子，亲爱的适，让我们继续穿着这身正式的外衣吧，否则你所喜爱的这个幻象中的女子就会死去……胡适——是不是更喜欢那个幻象中的女子呢？她也许很美妙，但她毕竟是我，那个胸部扁平又不善于持家的我，那个头脑不清而又不得体的我，是这个我触摸到了你的躯体和眼睛。我简直不能相信，你竟爱上了这么一个可怜的东西，然而，你的爱却裹住了我。胡适，我爱你……我们如何能将这件事公开于众，而不引起别的人嫌恶？要是我们真能完全生活在一起，我们会像两条溪流，奔赴同一山谷”。

韦莲司最后的关切

1959年，74岁的韦莲司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把房子全部租出去，为胡适建立基金会。

她自己住在一间车库改的卧室里，卧室的改造从刷油漆到绿化草地，一切生活中的打理全靠她个人的体力，与社会的唯一联系是到小儿麻痹医院当义工。

在胡适68岁生日的祝寿信中，韦莲司送给胡适一个特殊的生日礼物。她提出把自己一生的几千美金积蓄为胡适建立基金会，“我想为你重要著作的出版和英译尽些微薄的力量。譬如，你早年所写那些具胡启发、充满活力和造力的作品，都是用中文写的。我要确定，在我身后，有笔款子专门用作这个目的。这笔款子也许不过几千块钱，但如果运用得当，当以用这笔款子作为开始，逐年递增，结果可以成为一笔可观的基金。”

1962年2月刚刚回到台湾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才4个月的胡适心脏病发作猝然离世。3年后，韦莲司把她50年中胡适寄发的所有函件寄到台湾，1965年1月27日韦莲司应江冬秀要求给她寄去一份手写的自传。这位一生坚持自己爱情理想的女性在给胡适遗孀的自传中写道：“我无非是一个幸运的胡博士信件的接收者，而这些书信也生动地取代了日记。”

胡适需要精神伴侣

在胡适受命担任驻美大使之前，韦莲司早已与胡多次书信讨论此事。

在周质平披露的书信中，韦莲司说：“你不仅属于中国，你属于整个时代和时代里有危局。在一定的范围里，你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像奇迹一般，你回答了时代的需要。”

这位西方奇女子认为：“当前各国正热衷武器竞赛和战争，此时是否应该有个人出来，改变人们的看法，让武力的使用朝向另一个有利方向？你属于全世界。”这无疑是对胡适驻美国最有力的鼓舞。

受到这一鼓舞的胡适回复她：“我答应你，我不会完全心不甘情不愿地来进入这个新的外交生涯，但是我并不相信这是我‘充分发挥’的方向。我会全力以赴，因为这是攸关我同胞生死的事，如此而已。”

“韦莲司对于胡适最主要是一种精神需要，精神对一个高层读书人来说是更重要”。耿云志说：“胡适回到北京后给母亲的一封信中说：‘我在美国曾有女朋友可以交谈，对自己有启发对性情也有好的影响。但是到北京后，很少有女性可以交谈，仅仅和章士钊太太吴弱男相识有交往’。而韦莲司确实是他精神上非常紧密的朋友。”

胡适和韦莲司之间有点儿像人们常说的精神之恋，但究其原因，还是和包办婚姻是脱不了干系的，胡适自己对这桩包办婚姻似乎并未怨怒，他是一个极具宽容、平和精神的思想家，韦莲司更是如此，奇女子、奇男子，半个世纪的情谊，就算没有结婚，那又如何呢。一

婚后不到两个月（1918年2月19日），胡适写了一封信给韦莲司，对新婚生活表示相当的满意：

“我结婚已经七个星期了，还没向你报告这件事！我高兴地告诉你我妻子和我都相当愉快，而且相信往后能相处的很好。”（见《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第138页）

他在信里跟韦莲司雀跃地描述新婚燕尔的同时，还抱怨北大偏偏大煞风景，在蜜月期间催他返校：“我们结婚才十天，校方就打电报催我回北京。我当然不肯。我整整在家待了五个星期。这也就是说，结婚后又待了四个星期。我于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四日启程，一个星期以后抵京。”胡适告诉韦莲司，说他母亲看到他们新婚燕尔的样子，感到非常地欣慰。最后，他代表母亲和妻子跟韦莲司问好。他并附带地加了一句：“我妻子希望在一九二四年，我休假那年，跟我一起去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