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家泰：祝我们91岁时 勇猛精进！(3)

　　但这套设备是生产白糖用的，价格不菲，褚时健挠头之际，他发现这厂子后面山坡上丢了几个拆下来的破铁罐，就问人家免费要来，回厂修好，用真空锅煮红糖，原来生产一斤糖用5.8斤燃料，改进后一斤糖只用0.8斤燃料，而且红糖质量大大提升，颜色更加光亮，单价也相应提高了。

　　彼时褚时健已经很重视制糖原料，想方设法提高甘蔗的成长质量，他建议蔗农将甘蔗疏叶，使得甘蔗的含糖量上升。他让技术员为蔗农修理农药喷雾器，一家一家检查，说好话，让蔗农及时喷药除虫。他为甘蔗地修路，让生产队能开垦更多的荒地种植甘蔗，他甚至用甘蔗渣烤酒，作为奖励再卖给蔗农：谁种的甘蔗多，就多卖酒给谁。

　　褚时健强调，作为一个企业领导，业务要过关，不能光会管人。有一次糖厂的锅炉突然坏了，要去城里找师傅来修，一来一去好几天，堆在边上的甘蔗肯定会坏掉。以前厂里都习惯了，不是这里坏就是那里坏，什么事都是拖着办，能办好就办好，办不好就一直拖着。但褚时健亲自钻到刚熄火不久炉温还很高的锅炉里，几分钟后浑身大汗头发烧焦的出来，锅炉被修好了，因为他之前刚刚和技术人员一起改造过一个旧锅炉，弄懂了锅炉的内部结构。

　　还有一次修烟囱，厂里派了两批人去昆明都买不到耐火砖，褚时健亲自去，耐火砖厂的人不耐烦的说你们的人来过了，我们没有砖，但褚时健发现耐火砖厂里还有一些废品砖，就用极低的价格买来，正常的锅炉烟囱砖缝是2毫米，这些废品砖砖缝会到3毫米，但由于褚时健熟悉锅炉，认为砌的时候用点心，不会影响效果，这个烟囱砌好后，一直用了30多年。

　　褚时健十分重视工人的生活，因为那时大家工资都很低，也不让发奖金，褚时健只能把福利搞好，他抓住毛泽东发表的“五七指示”的机会，成立副业组，将河滩土地深挖改造，把厂里猪圈的粪肥施到地里，菜不仅长得水灵，而且产量很大，外面3角钱一斤都买不到的菜，厂里3分钱卖给大家。过去糖厂也喂几头猪，但那个时候人都吃不饱，没粮食给猪吃，猪也长不肥，褚时健一养就300头——他发现熬红糖时漂在糖汁上有一层杂质，因为有很多渣会影响口感，这些杂质都会被丢掉，但这些渣里面是有糖分和营养的，褚时健叫工人把这些渣留着；又用甘蔗酿的酒，换了细米糠，把糖渣和细米糠拌了给猪吃，对猪而言，这就是米饭上撒白糖呀，爱吃极了，300头猪，每只都能长到两三百斤，糖厂每周都杀一头猪，只要5毛钱，就能用浇菜用的大铝瓢打上满满一瓢肉回去，那时北京上海的市民都没这待遇。工人们都不爱自己做饭了，都到食堂去买。

　　褚时健在糖厂做副厂长工作了16年，利润年年增加。彼时正好是文化大革命，大家都在混日子，得过且过，而且造反派还分成两派，互相斗来斗去，谁赢了谁就上台当家。但褚时健从来不混日子，无论是将榨糖的工艺精益求精，还是利用一切政策缝隙改善工人生活，他都有一个手艺人心态，总觉得国家给个平台让他做，怎么都得把它做好，不然心里过不了自己这一关。活着的每一天，把每件事情做好，尽好自己的每一个责任，就不白白过这一生。

　　烟草大师

　　1979年褚时健彻底平反时，已经51岁了。玉溪地委给了褚时健两个职位，一个是塔甸煤矿，一个是玉溪卷烟厂。一开始褚时健想去塔甸煤矿，因为煤矿在大山里，可以打猎，还可以上山拾菌子，而玉溪卷烟厂是文革中出名的武斗比较厉害的地方，人事关系非常复杂，褚时健视为畏途。但是马静芬坚持反对再到山里，因为她想儿子褚一斌去大点的地方受教育，于是褚时健最终决定去玉溪卷烟厂当厂长。

　　玉溪卷烟厂那时机构臃肿，生产力低下，生产的红梅、红塔山等品牌都是云南的中下等烟，年产量低，而且大部分还积压在库房，因为香烟质量不佳，烟丝质量差，长短不一，烟梗较多，烟叶成熟度不够，缺乏烟叶固有的香气。一包烟很多只有十八九根，一条烟有时只装了9盒，卷烟用的纸张薄、脆，轻轻一按就裂开，包装箱也是又薄又差。玉溪卷烟厂的工人也处于消极状态，车间里很多时候都是一个人在干活，其他人要么围观闲聊，要么就打盹儿，因为干多干少一个样，甚至越卖力生产越积压。烟厂工人收入，只有其他厂的一半，男工人很难找对象。褚时健总结，那时玉溪卷烟厂的车间是跑、冒、滴、漏，员工是软、散、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