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发给她书，四妹哭了80多岁的罗木君是第三任野湖麻风医院院长，他对杨四妹的印象很深：“建院之初她就来了，她的病是结核性的，不传染，早就治愈了。别看她很残疾，但她是个奇人，从来不吃药，可能因为山上空气好，没有污染吧。杨四妹很小就没了父母， 1971年我刚来野湖时，还经常听她念叨着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她哥哥，另一个好像是她堂哥，但他们从来没看过她。”
不难看出，她和正常人一样渴望亲情，尽管一直虚拟着。
杨四妹对入院以后的生活说的很少，不知是不愿意说，还是忘记了。
她记得那个时候医院有8、9个医生。病人很多，8个人住一间房。
她主动讲出一件伤心事：“文革”时，医院组织病人读书，学习毛主席语录。每个人都发了书，摆在每个人的床上，就是不发给我。他们说：“你在家乡是弄泥巴的，又不识字，要书干嘛？”
杨四妹说，他们那样说，我哭了。
虽然年过八旬，依然可以从她脸上看出，年轻时的杨四妹一定是个漂亮妹子。
问她，以前有没有人找你做女朋友？
她说，“你怎么那么傻，我这样断手断脚的，谁看得上？”
她笑起来，又说：“医院也不让，有的人不听话，也会搞这样的事情”
野湖的“三起三落”早已“撤院留村”的野湖还保留着一片破旧建筑群，一间像家族祠堂又有点似庙宇的老建筑在风雨中破败着，入内，正前方有佛龛供桌的痕迹，墙上残留着很多文革口号，正面高处写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分隔成若干小单间的土墙上画着大忠字，外面空地上残留着几根刻凿了图案的柱础。
罗木君说，那间大房子是一座庙，有400年历史。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央红军路过野湖时，庙里还有几十个和尚。
1956年，野湖建起麻风病医院和病人隔离区，当时，梅县地区七县一区只有这一间麻风院。大量麻风病人陆续入院，和尚们纷纷撤走，高峰期的野湖有193个麻风病人。
后来，各县纷纷建麻风隔离区，1971年开始，大多数病人都被转移。比如，60万人口的兴宁县一次就接走了本县户籍的上百个麻风病人。
1985年，平远成为广东省第一个消灭麻风病的县，1887年，撤院留村，麻风医院正式关闭，大多数治愈的病人被要求回家，实在无家可归的人可以继续留在山上生活，杨四妹就这样成了野湖隔离区继续存在的唯一理由和最后见证。
若干年以后，一直闲置的野湖康复村土地被利用，种树开发者的脚步踏进了这片荒僻之地，这也是很多康复村面临的状况。
野湖这几十年近代史就是当地人总结出来的“三起三落”。
第三任院长解散了医院最后一任老院长罗木君，退休后在平远县城开了一间罗氏药房，由儿子经营着。
听说有人拜访，就骑一辆自行车匆匆赶来。
他是梅县人，1958年考上广东医学院湛江分院，1962年毕业，分在梅县人民医院，“文革”时被分到黄田水库的五七干校，在当地农村搞预防工作。
老院长是个实话实说之人，他坦言：“当初并不情愿去野湖，是组织上分配去的。大家都不想去麻风医院，还有的医生更抵制，宁愿回家耕田也不去野湖。我家人也不同意，没有办法，只能服从，除非我不要工作了。” 他是梅县人，在平远县当麻风医生的事情一直不敢让家乡人知道。
1970年他先去泗安学习培训了3个月，然后就上山了。
卫生局长对他说：“你先去干三年吧，我再考虑调你去其他卫生院。”
罗木君更干脆：“我不走啦，一直到消灭麻风病再离开。”
局长高兴地大声说：“那太好了。”
当时，医生住在麻风村旁边的山上，病人住在山下，紧临水塘，院、村相隔300米。
那个年代，在山上工作很辛苦，三个月才能回家一次，没有公路，从仁居镇到山上要走两个小时。
罗木君开始是做医生，1978年当上第三任院长。
1978年以后，只剩下几个病人了。他对局长说：“差不多消灭麻风了，我可以走了，这几个病人留给别的医生吧。”
但局长还是不放，让他找一个有水平又能安心工作的替身才放人。罗木君只好到处去物色，最后听说有个刚刚从部队下来的医生，心想，他是军人，觉悟一定高。就去问人家。岂料对方坚决不去，后来去了其他卫生院。
罗木君只好继续留在山上，为早日实现消灭麻风病的理想努力着。
他拿最好的药给病人吃；他不让有传染性的病人再干活，还分给他们一点零用钱；家里有老婆孩子的病人都很听话，不再去拼命挣工分。他们知道，这样才能早治愈，和家人团圆。
罗木君再一次实话实说：“因为我想快一点治好他们的病，我就可以早一点离开。”
一直到1985年，罗院长打报告给广东慢病处，说平远已达到消灭麻风病的标准，建议解散麻风医院。
慢病处回函表示祝贺与支持，这是广东全省第一个消灭麻风病的县。
罗院长说，那一次，清远县也说他们消灭了麻风病，但是后来验收不合格。
1987年，野湖山上的麻风医院宣布解散，罗木君终于回到平远县城。
1998年，罗院长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