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四妹22岁来到这里，在山上整整住了58年，医院撤销后，她一直一个人生活；
说话间，窗台上窜进来一只大猫。杨四妹说，是她收养的，大猫生下六只小猫，几天前，大猫不小心压死两只小猫，只剩下4只小猫了。这是唯一陪伴婆婆的小生命，她每天都要喂它们；
房间里有个小电灯，光线昏暗。前两年，一位在山上种树的老板看她可怜，就在水渠里放了台小放电机，可以燃亮几个灯泡；
房间里还有一对自制的木拐。她说不用了。
我问她要，想放进泗安麻风博物馆。
她以为我们要用，就说，这一对坏了，给你另外两只吧，结实。
我们很坚决地拿走了破旧的那一对。虽然，杨四妹每个月有250元生活费，但买不到东西，也吃不到菜，她只好在屋子外面开垦了一块小菜地，还养了几只鸡。
她带我们去看她的菜地和一墙之隔的小厨房，这是她每天都要重复的路。
她先用手撑着床沿，落地后跪着，用截了肢的两腿交替着在地上一步步挪动。出房门那一刻，她左手撑着门框，右手提着没有小腿的左腿，迈出去。
菜地不大，大约十米远，用木栏杆围着；
杨四妹是这个群体的极端离开杨四妹，心里挺不是滋味。她是我跑过的上百个麻风村、数不清的康复者中间最极端一个例子。
回去的路上，一直在想这个可怜的婆婆：四肢残疾只能爬行的她怎样在山上生存？她如何去种菜？怎么烧柴做饭？去哪里买东西？不买菜吃什么？生病了怎么办？冬天怎样度过？以后更老更残了又如何是好？……
杨四妹的艰难还在于无人探望，这么多年，很少有志愿者、大学生前来，野湖太野太偏。
后来听说，2005年，日本大学生太郎和杨坑麻风村的欧镜钊曾代表汉达协会来过，他们至今都忘不了当时的情景。
欧伯说，那一次，我们在门外等了20分钟，杨四妹才打开门，她艰难地穿上假肢，拄着拐杖走出来。
十年过去，如今的杨四妹已经无法站立，只能爬行。
回来以后，我们向泗安医院汇报了杨四妹的情况，同时建议，把杨四妹接到泗安来。
易学峰院长问明情况，经过磋商，同意接她来泗安养老。
当童养媳的苦难童年杨四妹出生在平远山区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八兄妹中，她排行第四，现在，还有一个八妹住在平远县城。其他兄妹都不在了。
问她，还记得自己的父母吗？
她说，他们不来看我，我也不记得他们。
她三、四岁就卖给一户人家，不是做童养媳，是去劳动。那个家只有家婆、家公、老阿婆三人。四妹说，以前，有的人家不想干活，就买个女儿回来，因为女孩便宜。
她记得，6岁起开始做很多事情。早上很早起来，第一件事是洗锅、烧火、蒸饭，然后去挑水，一担水挑回来，饭已经蒸好。吃了饭再继续挑水，一天要挑三担水。
家婆经常打骂她，不停念叨着，催促她干这干那。有时连家公都看不过去：“你不要老说她，做完一件，她会去做另一件事的。”
10岁那年，四妹又被卖给另一家人做童养媳。
这家人多：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弟弟、弟媳，还有未来的丈夫。
四妹说：“家婆不喜欢我，喜欢另一个童养媳（弟媳），重劳动都要我来做。我两一起劳动，弟媳扫牛粪，我来铲，有一天，弟媳不小心摔伤了，从此，她的活都要我来做，干两个人的活：挑牛粪，拿去施肥，挑不动也要干。”
13岁那年，农忙时打稻谷，四妹摔倒了，脚趾头断裂，家婆还让她去干活。脚很疼，她哭着去，哭着回来，路上，脚一直在流血。实在走不动，就坐在路边石头上哭。
不久以后，她的腿又被有毒的黄蜂蛰了一次，肿了很大，伤口溃烂，露出骨头。村里人都说她是麻风病，家人把她赶出去住，但每天还是要干活。
16岁时，有一次她去清理牛粪，脚很冻，就去烤火，不小心又被烫伤。从那以后，就再没有办法治愈。
18岁时，梅州的医生来村里普查，确诊她患上麻风病。
“我要是没有干那么重的农活，就不会有后来那么多事情了。”
麻风女孩在山洞住了4年从那以后，杨四妹终于摆脱了重体力劳动，也几乎远离了人类。
她被赶到山上，一个人住进山洞，洞里矮小，站不直身子，一不小心就会碰头。家人在洞外搭了一个棚子，抬了一块床板上来。
山高，路险，家人十天送一次粮食，送到半山腰的“中转站”，一个四妹看得见的地方，然后她自己再去搬上山。每次只有5斤米、一个萝卜，一点青菜，还有咸菜，这点东西要吃十天，必须省着吃，她天天喝粥，也只够吃八天，最后两天要饿肚子。
问她，冷不冷？有没有被子盖？
她说，家里都没有好被子，怎么会给我。
冬天该有多冷？无法想象。
问她，有没有灯？
她说，那时候，农村都没有灯。
问她，怕不怕？
她说，像阴间一样，有什么办法。
问她，有野兽吗？
她说，萤火虫多。
于是，出现这样的画面：漆黑的夜晚，一个残疾女孩独自住在山洞里，只有飞舞的萤火虫作伴……
问她，有没有坏人？
她说，山那么高，竹子把路都挡住了，哪有人来。只有埋在山上的死人，上坟的人都少。
再问她更多山洞的生活，她不愿多说了。
她在山洞里住了四年，比70年前那个苦难故事中的主角“白毛女”还要多三年。四年后的一天，她被送进成立不久的平远麻风病院，也就是后来这个野湖隔离区，虽然还是在山上，但她总算脱离了与野人无异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