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昕蕾：“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的 清洁能源外(8)

清洁能源外交凸显了中国外交思想中的道义性和规范性力量。提升中国清洁能源外交的话语性能力，意味着要努力为中国的外交思路和创新性观念提供包括科学依据、理性利益分析和道德原则阐述在内的因果逻辑论证和规范性话语诠释，从而将自身的优势理念转化为可以被广泛接受的国际主流话语。但需注意的是，目前中国清洁能源外交更多注重“自上而下”的官方外交，即中国政府在对外交往和公共产品供给中承担主要角色，非政府行为主体参与较少。事实上，在树立国家形象和塑造国际话语方面，以民间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智库、媒体、行业协会等非国家行为体为中坚力量的公共外交具有独特的优势。由于各类民间组织具有专业权威性和信息透明化的优势，它们在外交中可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从各个角度向国外公众阐述和说明中国的国情及相关政策，可以尽可能减少国外民众因缺乏交流而带来的误解。

另外，清洁能源公共外交能够发挥“第二轨道外交”的作用，弥补官方外交缺乏弹性的局限，提升合作的灵活性。一些不便通过第一轨道传达的信息，通常可以通过第二轨道传达，并且更容易为当地民众所接受。因此，政府应该鼓励多元行为体参与清洁能源外交，改进中国对自身清洁能源立场和主张的表达方式，开拓更多元的清洁能源外交手段。除了推进文化交流项目、召开记者招待会、利用国际广播和互联网宣传等，还可以通过参与国际会议、伙伴关系对话会等活动、发布相关研究报告、资助国内非政府组织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国际清洁能源网络行动、资助清洁能源治理的学术项目及推进绿色融资等各种形式的合作。[xxxiii]例如，中国环境非政府组织——全球环境研究所，它的工作领域包括能源与气候变化、投资贸易与环境能力建设等，其中较有影响的是“老挝—中国可持续土地和自然资源管理合作中心项目”和“斯里兰卡沼气修建培训项目”。[xxxiv]全球环境研究所通过融入当地社区，将清洁能源发展的经验和技术传授给对方国家民众，增强了当地民众对中国的好感，提升了中国清洁能源外交的规范性。[xxxv]

结束语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随着新兴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性崛起，世界权力体系出现“东升西降”的结构性变化。“一带一路”倡议是在发达国家经济相对衰落、整体影响力相对下降的背景下提出的，在重视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客观需要的基础上，使中国这一古丝绸之路的开拓者成为新时代丝绸之路的主导者和引领者。这一区域合作模式一方面整合了现有的较为分散且影响因素复杂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合作机制，大大降低相关国家之间的合作成本；另一方面凸显了中国在提供区域公共产品中的负责任大国作用。需要注意的是，“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是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全球产业转移、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资源无序开采和环境污染等多重挑战；与此同时，受到经济发展、资金技术等方面的限制，沿线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危机的能力往往较差，因此绿色发展应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题中应有之意。

面对全球经济低迷、能源可持续性安全和气候变化在内的三重挑战，一场在世界范围内以清洁能源为主导的低碳经济产业革命已经开启，基于清洁能源的新型外交模式日益成为国家外交战略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作为一个清洁能源发展中大国，可以利用自身在绿色发展中的优势和经验来开展“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清洁能源外交，以增强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认同，更好地推动绿色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虽然“一带一路”建设为中国清洁能源外交提供了契机，但是也面临诸多挑战，特别是面对特朗普执政之后在全球化、气候问题、能源问题上立场的倒退，中国未来的清洁能源外交战略在推进过程中应该有所侧重、有所突破，特别要注重全方位的外交战略性能力建设。在上述五种能力提升路径中，基于国内层面的清洁能源外交实力发展是基础。制度性能力和资源协调性能力是提升中国外交结构性权力的关键抓手，另外，全球能源互联网平台也将是今后发展的着力点，可以在网络性利益共享机制的基础上，逐渐改变世界能源地缘政治格局，进而推动国际能源气候治理秩序的变革。绿色金融引领能力则是提升中国清洁能源外交活力的重要催化剂，可以通过一种市场化的制度安排，利用多种金融工具来发挥金融杠杆作用，调动包括私人部门在内的多利益攸关方的参与积极性，提供与“一带一路”建设相匹配的绿色金融服务。在调动私人部门积极性的同时，也要重视“自下而上”的清洁能源公共外交，努力提升规范性话语权。综上所述，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凭借国内清洁能源发展优势以及灵活务实的外交行动，可以构建一个具有发展包容性的全球能源治理机制，并打造具有绿色、多元、网络化特征的能源治理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