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昕蕾：“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的 清洁能源外(7)

清洁能源外交协调的首要核心是基于利益共享的原则，以“绿色共赢”理念来推动灵活多样的“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并通过清洁能源地区公共产品的供给来提升中国外交布局中的绿色资源性权力，以实际外交行动来诠释“命运共同体”的含义。中国应把握清洁能源发展优势，建立新型能源大国关系。一是建立大国制度化战略协调与沟通机制。中国与其他国家可以就某个清洁能源议题建立制度化、常态化的沟通与协调机制，或可尝试将清洁能源议题同其他地区政治经济议题联系起来，借助双边或多边平台进行沟通与协调。二是探索建立大国清洁能源合作示范区。通过与沿线地区大国共同推动清洁能源利用项目的开发，逐步建立清洁能源合作示范区。

另外，随着清洁能源全球治理的网络化发展，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中国还应重视通过既有的网络平台来增强自身的外交资源协调能力，同可再生能源与节能合作伙伴（REEEP）、21世纪可再生能源政策网（REN21）、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等全球政策网络和国际组织加强互动，打造地区乃至全球性清洁能源伙伴关系网络。IRENA是为了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广泛普及和可持续利用而成立的国际组织。中国自2014年加入该组织以来，积极推动建立低碳合作平台。2015年11月，中国与IRENA在苏州共同主办“国际能源变革论坛”，倡议设立国际能源变革联盟，推进全球能源转型，并成立国际可再生能源署—中国能源研究及交流合作中心以支持联盟活动。与此同时，以清洁能源输送为合作重点的全球能源互联网建设也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问题，这也成为推进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构建的重要抓手。[xxvii]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提出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的倡议。[xxviii]中国可以凭借自身在特高压技术上的优势，首先打造以特高压电网为骨干网架、以输送清洁能源为主导的“一带一路”能源互联网，并以此为契机加强全球伙伴关系建设。2016年3月，中国国家电网公司、日本软银集团、俄罗斯电网公司、韩国电力公社共同签署了《东北亚电力联网合作备忘录》，并成立了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这是中国在能源领域发起成立的首个国际合作组织。

（四）提升绿色金融引导能力

为了履行2030年或之前碳排放达到峰值的国际承诺，并实现国内环境治理目标，预计中国未来每年需投入3—4万亿元绿色投资，但财政资金只能解决15%左右的资金，八成以上的绿色投资需源自社会。[xxix]如果缺少多元资金投入，“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清洁能源投资和环保资金需求将对政府财政构成巨大压力。因此中国在提供绿色公共产品的过程中，不仅要发挥政府部门的能动性，还要调动私人部门和社会力量的积极性，为清洁能源项目的海外拓展提供更多融资渠道，从根本上提升清洁能源外交的结构性影响力。从国际实践来看，如果缺少相关政策的引导，私营部门的资金不会自动流入清洁能源领域，因此需要构建一个有效的绿色金融体系，引入包括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和以碳交易市场为代表的碳金融体系来引导“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投融资方向。2016年G20峰会筹备过程中，中英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GFSG）撰写了《G20绿色金融综合报告》，而且该议题最终被纳入《G20领导人公报》中。根据气候债券倡议组织的预测，中国到2018年将成为全球绿色债券发行量最大的国家。[xxx]

与此同时，绿色金融的引导能力还体现在将市场标准、金融监管等规范金融市场的原则制度化和国际化。[xxxi]目前，除了2016年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首批8.11亿美元贷款项目属于清洁能源项目之外，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丝路基金尚未对绿色投资作出明确规定。因此，“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清洁能源外交首先要推动各方接受“赤道原则”（EPs）[xxxii]，建立高标准的环境风险管理制度，充分披露环境信息，特别是在项目投资中强调“绿色采购”和“可持续性基建”等原则。这样有利于在沿线国家拉动清洁能源产品的消费，同时维护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在目前的形势下，只有加强中国的绿色金融引导能力，才能从根本上提升中国在区域公共产品供给方面的结构性影响力和大国引领力。另外，通过改善全球投资治理，为全球气候和能源新秩序的构建提供动力。

（五）提升外交话语性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