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昕蕾：“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的 清洁能源外(4)

“一带一路”沿线的中东、中亚及南亚等地区安全形势较为复杂，这对清洁能源合作带来了挑战。清洁能源合作项目的前期投资一般较大，风机、水利以及电力输送网络等设备资产的投资、运营和管理均需要安定的周边环境，否则中国的海外资产利益将受到威胁。“一带一路”的风险主要体现在政治、社会和经济三个方面。

首先是政治风险，包括各国国内的政治局势动荡以及国家间的利益交涉与武力冲突，这需要中国对目标国家的政治制度及地区安全进行全面考察。例如，作为“一带一路”战略支点国家的巴基斯坦对瓜达尔港和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一直持积极态度，但也不能忽视其国内政局的动荡以及军方接管政权的可能，新政府上台往往会影响上一届政府批准的项目。存在类似情况的还有泰国，军政府与民选政府之间的不断交替使其政局走势不甚明朗。又如，受中菲在南海问题上的对峙以及菲律宾国内政治风波的影响，2015年中菲电网建设合作曾几近破裂。由此可见，中国需要充分考察和评估合作对象国的国内发展环境和中国自身的危机应对能力，通过建设投资保险银行等措施来完善“一带一路”风险管理体系，从而保障中国海外资产的安全。

其次是社会安全风险，包括国内民族和宗教冲突以及恐怖主义。“一带一路”沿线民族和宗教关系复杂，其中夹杂着极端民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和跨国毒品与武器走私等安全威胁。例如，作为“一带一路”枢纽地区的阿富汗，自2014年美国和北约撤军后，当地的恐怖势力有所强化，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交界地区频繁发生暴力动乱事件，直接影响中巴铁路项目建设。[xii]

再次是经济风险，包括合作对象国金融和经济体系动荡、脆弱，表现为国家外汇储备低、负债率高、本币持续贬值、抗外部经济风险能力差。例如，巴基斯坦的美元储备有限，负债率有时高于20%的国际警戒线，交易过程中可能因美元供需悬殊而要求远高于市场水平的汇兑溢价，这会使清洁能源项目蒙受巨额损失。因此需要中国采取投资与经验传授相结合的复合型实施路径，以降低投资风险。[xiii]

（二）大国地缘政治博弈的影响

美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均有重要的地缘利益，印度和俄罗斯作为地区大国，也在地区事务中拥有重要影响力，大国博弈显然会增加“一带一路”建设的复杂性。虽然清洁能源开发具有一定的“去地缘性”，但各大国为了保持自身在新能源产业链中的竞争优势并提升其地区影响力，相互间竞争乃至冲突的可能性均有所上升。例如，在跨国水资源合作中，美国通过“湄公河下游行动计划”（LMI）和“湄公河下游之友”等区域机制加速自身的战略布局并使中国地位边缘化。

特朗普执政后，国际形势进入高度不确定时代，这对“一带一路”的冲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体现为特朗普的亚太政策基于“实力及利益外交”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思维，这种更加针对和防范中国的政策将影响整个地区安全局势，并使地缘政治进一步复杂化。另一方面体现为特朗普在经贸领域奉行的保守主义，进一步强化了“逆全球化”思潮，对全球治理和区域一体化提出严峻挑战，必然会冲击基于多元包容性发展理念的清洁能源外交。[xiv]

印度作为一个区域性大国，一直在争取国际事务中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在传统能源领域，中印存在竞争关系，均将中亚视为重要的能源来源地。在中国推进清洁能源外交的过程中，印度与中国也有着复杂的竞争和博弈。近年来，印度的清洁能源产业快速发展，截至2015年底，其水电、风电和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均已跻身世界前五位，同中国呈现出竞争之势。[xv]另外，在水电领域，受中印边界问题的影响，两国在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水电开发上矛盾丛生。印度大肆宣扬“中国水威胁论”，[xvi]并借此在其非法侵占的藏南地区加快建设上西昂河水电站。此外，中国同中亚国家加强清洁能源合作也引起俄罗斯的担心和疑虑，这也增加了中俄在中亚地区竞争的可能。“一带一路”倡议与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战略一定程度上存在竞争性。俄罗斯担忧中国借助清洁能源外交来增强与中亚各国的经贸合作，进而获得在中亚地区更大的主导权。

综上所述，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必须避免与主要大国之间出现恶性竞争，努力扩大共同利益。

（三）沿线国家的环境和社会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