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水城教授作关于早期欧亚大陆文化交流的演讲，罗泰教授翻译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张弛教授以“龙山-二里头：新石器时代核心区衰落之后的中国社会”为题作了第二场专题演讲。张弛教授首先指出，公元前八千纪出现的以粟作和稻作为主的农业社会分别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并持续发展奠定了后来新石器时代核心区的基础。公元前三千纪后半叶至公元前两千纪前半叶（龙山-二里头时期）则是中国史前文化发生转变的一个关键时期。在此期间，新石器文化核心区发生了两次衰落事件：一次是以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和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的突然衰落为代表，另一次是黄河中下游地区龙山晚期的全面衰落事件。衰落的具体表现为这些地区在人口、聚落和遗址规模及密度上皆出现断崖式下跌。豫西晋南是该时期唯一没有发生衰落的核心区域，即聚落和遗址规模和密度及其所反映的人口规模皆没有出现明显的下跌，有些区域甚至还有增长的趋势。基本与此同时，在所谓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地带”考古学文化繁荣发展，一些区域在物质文化遗存的质和量上绝不在先前新石器文化核心区之下，比如燕辽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陕北的石峁／老虎山文化、甘肃东南部的齐家文化、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等。“半月形文化传播地带”的兴起对中国史前文化的布局和结构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结构性的影响在经由中国西北地区而来的欧亚草原和中亚地区的文化的共同作用下，直接导致了中原地区青铜时代的产生，并由此开启中国青铜时代全球化的文化发展格局。
张弛教授作关于早期中国社会的演讲，罗泰教授翻译山东大学考古系栾丰实教授以“海岱地区史前玉文化”为题作了第三场专题演讲。通过对海岱地区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至龙山时期的玉器的类型学分析，栾丰实教授系统总结了具有地区特色的玉器组合和其时空分布特征，并认为海岱地区的玉器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发生了功能性的转变，即从实用性的装饰品变为以祭祀为主的礼仪用器。祭祀用玉根据器形可分为五大种类：钺、刀、璧、璋和圭。绝大多数玉器为软玉质地，产地很可能是辽宁岫岩。冶玉工艺和技术特征则除了本地因素外，还受到了外来技术传统的影响，尤其是北方的红山文化和南方的良渚文化。前者以双联或多联玉璧为代表，后者以玉琮和细雕神像技术为代表。除了这几大类祭祀用玉外，还有数量较多的用作装饰品或镶嵌物的绿松石。一些玉钺穿孔部位用绿松石紧密镶嵌的做法很可能是当地一种较为特殊的祭祀习惯。此外，一些形状独特、一端呈阶梯状的玉片则很可能是某种多材质组合物品的构件。通过对玉器组合和制作技术的概括和总结，栾丰实教授勾勒出了史前中国东部地区以玉器为载体的文化交互网络，并指出海岱地区是玉器文化的主要源头之一，并通过中原地区对中国北方和西北地区产生影响。
栾丰实教授作海岱地区玉器文化的演讲，李旻教授翻译交锋与讨论七个专题讲座之后的圆桌讨论则由李旻教授主持。李旻教授首先通过主题讲座，总结了当下中国考古学发展四个主要特征，全球化转折，各区域聚落考古材料的系统性呈现，科技考古成果的整合，考古学理论框架的探索与更新：中国考古的全球化转折全球化转折包括史前互动规模研究视野的拓宽（李水城、张弛）与比较文明观察研究视角的拓展（水涛、李新伟），由于聚落考古与区域研究带来考古材料的系统性呈现使我们得以基于可靠的考古特征来观察长时段、历时性的社会变化与文明发展轨迹的起伏（刘斌、郭伟民、张弛），动植物科技考古的普及与整合使得渔猎采集、农业、牧业等不同经济形态为研究社会转折与文化互动提供了重要支撑（张弛、李水城），新的考古现象对现有考古学叙事框架提出新的挑战并鼓励新的理论探索，例如刘斌将良渚定位为史前国家，早于以龙山-二里头为中心的国家起源历程，如何看待良渚和中原两次国家起源过程的关系？通过这些对专题报告的点评为出发点，就中国史前考古学的一些关键性问题对与会学者发问。
斯坦福大学的刘莉教授首先对本次会议的主旨和意义进行点评，她认为中国考古学的全球化发展不符合炊格尔（Bruce Trigger）《考古学史》中民族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考古学传统的界分，并就中国考古学如何更好地给世界考古学提供经验和范例对在座各位嘉宾发问。此外，刘莉教授还从近些年她所从事的早期酒类的酿造和检测研究的角度出发，对张弛教授在报告中所指出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地带” 过低的麦类消费比例（5%-0）提出质疑。张弛随后对刘莉的问题作出回应，指出统计数据除了依靠稳定同位素之外，主要是依据大植物遗存计算的。目前中国境内的早期麦类遗存主要还是集中于中国西北地区。对于中原地区测年过早的麦类遗存，张弛教授暂持怀疑态度。栾丰实教授立即补充了山东月庄遗址出土小麦的较早测年结果，李水城教授随即就样本小麦数量过小（仅有一粒）而对该测年结果的统计代表性提出质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