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自由的彩排":美国公共教育的起源(6)

除了这种自命不凡的领袖意识，还有清教徒节俭，勤奋，敬业和开拓精神，以及他们一贯的民主作风，都使得日后他们在殖民地狂热地投身于教育事业成为势所必然。加尔文教历来有重视教育的传统。著名的日内瓦滨江学院就是由加尔文本人亲自关怀和管理的；公共教育的举措最早也是日内瓦共和国施行。

和他们的宗教领袖一样，新英格兰清教徒相信，“儿童是在罪恶之中孕育并且生来道德败坏”。因此需要施之棍棒，严加管束。清教领袖温斯罗普对英格兰的儿童教育状况感到痛心疾首：“学习和宗教的源泉如此腐朽（还包括他们难以负担的教育费用）以至于最聪慧、最有前途的孩子也在大量邪恶的榜样和那些神学院腐败管制的影响下变得腐化、堕落、彻底垮掉了。”因此，到了新大陆这一片净土，他自然要不遗余力贯彻自己的信仰和教育理想，哪怕背上爱德蒙多·摩根所谓的“清教部落主义”(Puritan Tribalism)的恶名，也在所不惜。前述1642年及1647年法令的颁布施行，即可视为这一理想的具体实践。

温斯罗普们创建的清教部落——马萨诸塞殖民地，与其他殖民地相比，更易于教育事业的展开和推进。原因之一在于该地居民当初移民多以家庭为单位，或以亲友为团体，宗教信仰又皆为清一色的清教，故易于达成一致，利于教育法令的颁布与实行；原因之二，马萨诸塞海湾公司当初决意大举移民是指包括公司高层领导、股东（刚巧都是清教徒）及其家属在内的所有人共同搬迁，而不像其他殖民公司仅靠委派有关人员进行遥控和托管。这样，殖民地领袖与民众打成一片，同声相应，戮力同心，也有利于法令顺畅与贯通；原因之三，殖民地领袖如温斯罗普，马瑟等人，皆为饱学之士，平生受惠于教育者甚多，自然也希望属下居民能从中获益。他们的个人魅力和表率作用，也有力推动了殖民地教育的发展；原因之四，殖民地居民自身的宗教虔信使得他们积极支持配合殖民地的教育法令，因为他们的亲身实践表明了教育在个人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作用。他们时常用“不学ABC，愚蠢至终生”这样的谚语来教育他们的子孙。殖民地大批学校及学院的设立，都有赖于清教徒的捐赠（包括钱财和图书等），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清教徒的教育热情。有论者称“美国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是曾经在新英格兰地区处于领导地位的那支清教部落的思想体系的翻版”。至少在教育方面，的确如此。

马萨诸塞殖民地教育的繁荣局面跟殖民地自身组织形式，城镇布局及自然地理条件也有很大关系。在前述的殖民地特许状变化过程中可以看出，整个17世纪英国的政权动荡不休，王权与议会之间，教会势力与世俗政权之间，以及政府内部各党派之间争权夺利，相互倾轧，英国殖民当局疲于应付国内政治斗争，自然无暇顾及北美殖民地的问题。这就为殖民地政府实行“自治”提供了便利条件。包括马萨诸塞在内的新英格兰殖民地长期政局稳定，使得清教领袖可以专注于经济贸易及文化教育事业。他们将信仰和理性，宗教与科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时从清教内部滋生出的自由平等的民主思想在殖民地也日益兴盛，所以这些新思想和新见解都大大促进了教育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

马萨诸塞殖民地自政权创立之日起（1628）在长达60余年的时间里几乎一直采取“政教合一”的政权形式，宗教占据社会生活和政治、文化生活的绝对地位，而自中世纪以来，作为宗教附庸的教育自然也可以宗教势力和影响获得发展的有利条件。在17世纪颁布的一系列法令中，都可以见到宗教与教育并列对举的状况。马萨诸塞的教育，尤其是初等教育的经费，除了私人捐赠或赞助（以充学费），大多取自公共授地的地租及居民税收，甚至教师的薪酬也和教会牧师一样从公共税收中支取，这是新英格兰地区以外其他殖民地无可比拟的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仍举哈佛为例，学院的日常开支，除了赞助拨款，家庭捐献以外，政府甚至以征收波士顿查尔斯顿的渡船费来资助学校。据克雷明的研究“1669年至1682年期间，哈佛收入的52.76%来自政府或政府支持的拨款，而捐赠只占12.16%，学费只占9.46%”，可见殖民地政府在兴办教育方面的决心与力度。

此外，马萨诸塞殖民地城镇布局紧凑，人口稠密，大抵每个城镇40-60户居民，这样的格局也有利于学校的创立和运作。相比之下，南部的弗吉尼亚殖民地，地广人稀，人民散居，社区难以成立，各个教区之间距离或相隔百里之遥。在这样的地区设立学校显然很不经济，因此教育也只能依赖于家庭教育了。当约翰·埃利奥特(John Elliott)吁请“主啊，让我们所有的地方都有学校吧！这样在我们死之前，我们就会很高兴地看到这里的每一个定居地都拥有一所像样的学校”时，他的梦想注定只能在马萨诸塞得到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