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自由的彩排":美国公共教育的起源(4)

由上述法令的解读中我们能够看出，清教徒将教育的执行权交给家庭及城镇的相关机构，而将教育的监督权留给自己，这也是马萨诸塞教育不同于中、南部殖民地一大特色。由于以城镇为主导，而不是殖民地政府直接操作，这就给马萨诸塞各类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机遇，除了殖民地常见的读写学校，女师学校，专门针对穷人的慈善学校以外，极具新英格兰特色的城镇学校，得到大力发展，其特点也最值得留意。

城镇一字的英文原作TUN，即农村，其范围包括自然村落及附近田地，面积约为4至10平方英里，大抵由一块公地，一块墓地，一座教堂和一所学校构成，跟我们现在理解的城镇不大相同。这种格局通常是众多家庭（亲友）为着宗教、政治和社会目的而形成的组织，既有利于御敌自保，又有助于政令维护，对于建立基督教模范社会尤其适合，从某种意义上说，40-60户家庭间彼此的交往相互影响就起着教育的作用。

这种城镇学校作为正规的教育机构，一开始却几乎是教会的附庸。在清教徒占绝对统治地位的马萨诸塞，殖民地“政教合一”的政权框架要到18世纪“宗教大觉醒”后才逐渐宣告解体。而教会，通过对家庭、学校的影响及自身的作用而成为教育舞台上的主角，温斯罗普、科顿(John Cotton, 1585-1652)、马瑟等清教领袖，本人既是一流学者，又热心于教育事业，他们的影响，几乎遍及全体殖民地居民。温斯罗普据说“在书籍和有学问的人中长大”，他致力于“用希伯莱主义的道德真诚从事一种更高尚的慷慨的文化事业”。科顿出身高贵，受过良好的大学教育，他的孙子回忆他“通常每天从事研究12小时，称之为学者日”。他也被赞誉为“圣人中最宽容和最有才能之人”。马瑟则不仅以他的图书馆，也以他丰赡的学识和著述赢得了人民的敬重和爱戴。

在这样一些清教强势人物的影响下，恰似沃浓·路易·帕灵顿正确指出的那样，城镇学校起初源源不断培养出的只是清教徒。后来随着经济贸易的发展和社会的急剧变化，那些从事生意贸易和投机事业的非正式教育场所培养出的才是名副其实的“扬基人”。这种城镇学校的教育内容，由17世纪50年代单一的教理问答发展到对语言及文学作品的阅读理解，后来更扩展至写作、算学及其他实用性知识和技能，从而兼备了某种职业培训的味道。即克雷明所称的“盎格鲁—美洲”教育模式。这一种将正规教育与学徒形式结合在一起的新型教育模式最直接的一个后果，是它培养出了一大批殖民地迫切需要的不止从事一种职业的“复合型”人才。马萨诸塞的著名人物约翰·威尔逊(John Wilson)，既是牧师又是医生，同时还在麦德菲尔德当了40年的教师。另一位著名人物利奥纳德·霍尔1672年荣任哈佛校长以前一直在波士顿做牧师和医生。这一种教育远期的效果，则可以从巴茨(Freeman Butts)的一段引言中见出，“1660年新英格兰靠贸易谋生，1760年它为贸易而生”（In 1660 New England traded for a living; in 1760 New England lived for trade）。

在这一种新型教育模式下，出现了旨在提高个人技能的私立学校，教授新的职业所需要的航海、薄记、三角、地理、机械、气象等各类知识，课程和时间完全由学生的需求而定，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同时还有为女生专门设置课程的女子学校及其他各类夜校、寄宿学校等，爱德华兹曾引用《波士顿新闻通讯》上的一则广告来说明当时这种实用技能教育的流行程度。

总而言之，上述马萨诸塞殖民地的教育史实表明，经过清教首领和当地居民的共同努力，教育事业在十七世纪的马萨诸塞州取得了持续的发展。1642和1647年法令的颁布与实施，使得普及教育的观念深入人心；同时也正因为以哈佛为代表的殖民地中、高等院校这种务实、质朴的教育风尚为北美培养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使得国民素质不断提高，社会经济稳步发展，这是长期注重教育之“果”。如此有利的条件，也为十八世纪美国独立革命的产生、发展和最终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正如弗雷曼·巴茨在评价殖民地末期教育状况时所提出的，“革命战争前，殖民地社会学校的设立，乃是为自由的彩排”。所谓教育大计，百年树人，考察了这一段历史，则托克维尔显然是不

3.公共教育运动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