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自由的彩排":美国公共教育的起源(5)

马萨诸塞殖民地在17世纪即取得如此巨大的教育成就，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要一点，即英格兰教育传统的影响。众所周知，包括马萨诸塞在内的殖民地教育沿袭的是英国的教育传统，移植的也是英国的学校教育体制。和西班牙、葡萄牙等老牌帝国主义在南美的“掠夺式”开发不大一样，英国在北美的拓殖是一项长期的国策，其教育的理念自然也与前者不同。钱满素先生在《美国文明》一书中曾总结过二者的区别：第一，西班牙在南美殖民地上建立的是直接政府，而英国实行的是各种自治政府；第二，西班牙的天主教会直接控制南美的宗教事务，甚至把宗教裁判所也搬过去，而英国的国教则不干涉殖民地的宗教，形成了宗教多元化的格局；第三，由于西班牙照搬其统治模式，因此南美社会具有更多诸如等级分明和贫富差距等旧世界的痕迹。而英国殖民地则较为平等自由；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北美殖民地没有南美的金银和城市，除了大片土地几乎是一片荒野，这就迫使英国人以移民定居为目的凭借勤奋工作去艰苦创业。很显然，在这样开拓荒野的事业当中，可以说是人人机会均等，其成败完全取决于个人通过教育学习所获得的知识技能，而其中成功者的范例，又为迅速地普及教育和发展文化奠定了基础。

英国政府对殖民地教育的重视，可以从1619年伦敦给弗吉尼亚公司的“指示”中反映出来。它“规定每个区都预留100英亩土地专供牧师之用并从亨里克划出10，000英亩的土地作为资产成立一所大学”。而在英国本土，更早地在1601年的《济贫法》和《学徒法》中即明确地规定了从教区内划定空地或公共地段对儿童进行教育，且经费由税收中支出的法令。马萨诸塞1642和1647年的强制教育法令，不过是它在殖民地的继承和发展。

英国教育模式向殖民地的移植，约略可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第一代移民，在英国受传统教育，后移居北美并操文教职业于殖民地；第二阶段是美洲出生的青年前往英国接受高等教育，然后返回并任教于殖民地；第三阶段是高等院校在殖民地发展起来，虽然仍不免依赖母国的大力支持；第四阶段是美国高等教育达到成熟阶段，能够自给自足更新其师资队伍。可见，“美国高等教育的创立和发展首赖英国人力的移植，更因教师是教育工作和教育事业的关键，在传播英国的新教育体制和新教育思想中的过程中，英国教师是最关紧要的中介。”

据考证1646年前来美的130多名教师中100人曾就学于剑桥，32人就学于牛津，其中取得硕士学位的多达63人。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哈佛学院，自1640至1689在它的6任院长中有4人由英国大学取得学位，董事会12人中牛津、剑桥校友则多达8人。殖民地教育的发展，与宗主国的大力支持显然不无干系。

不仅是教育模式拷贝自英国，殖民地的教育理念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英国思想家、教育家培根和洛克的影响。尤其是洛克的“士绅教育”学说，和他“三权分立”的政治学说一样，当17世纪之际，在北美殖民地比在本土的影响还要巨大。他的教育主张简而言之即按照孩童的兴趣爱好及家庭出身来实施不同的德、智、体及职业教育和培训，从而加深并拓展了当时流行的关于教育目的和教育机会的理解。在北美殖民地，“伟大的洛克先生”的教育思想和培根的学说以及“举世无双的牛顿”先生的经典物理学一道，作为现代社会的启蒙和先驱，被那里的人民“奉若神明”。

如果说英国的教育文化传统对整个北美殖民地发生普遍影响的话，则清教的教育文化传统在新英格兰地区，尤其是马萨诸塞殖民地发生了一种特殊的，然而却是至关重要的影响。

历史地来看，16世纪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宣告与罗马教廷的决裂，随之确定的英国国教（安立甘宗）则具有基督教新教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即是加尔文教在英国的翻版。从不服从国教中分化出的清教徒意欲清洗净化教会，因不同政见而长期遭国教势力压制甚至迫害，于是被迫远渡重洋，去寻找并建造他们理想中的“山巅之城”(City upon the Hill)。

秉承加尔文教遗绪的清教徒移民坚信上帝与人的“契约”(Covenant)，信奉原罪说和预定论，并自命为“上帝的选民”。而他们与生俱来的神圣职责，就是要凭借个人的不懈努力获得财富和成功，因为“财富是上帝预定对它的顺民的赏赐”。他们平生的所作所为，归根结底，“一切均为增加上帝的荣耀”。北美清教徒提出的所谓“施惠于世界”或“重新安排世界”的口号，也是他们狂热宗教激情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