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卖房到大理开客栈 客栈被关停戏称一无所有(6)

　　“大理古城附近的房价涨幅很大，尤其是这两年北京雾霾那么严重，来这儿买房子的人变多了，房价自然就涨了，这是市场规律。”一位姓刘的房产中介称附近楼盘都很抢手，“有些好的、可能会出售的二手房房源，都有好几个买家排队等着。”

　　2016年年初，宽宽以五百多万的价格卖掉了在北京的一套房子。排号预约过户、等待卖方申请贷款，9月份拿到房屋尾款时，那套房子已经涨了两百多万。可当她算总账，却发现自己并没有亏：她以每平方米9000块钱的价格在大理山水间小区买了一套不到两百平的房子，现在这个小区的均价是2万；她又在杭州市中心买了一套可供出租的房子，现在那套房子也已经涨了150万。

　　“我在大理的这个房子，不断有人问我要不要卖。北京的朋友也经常托我在大理看房子，可中介说现在都没房子了……”宽宽说，她很多朋友的移民行动都停滞在“我买到房子就过来”这个点上。“其实没房子，你也随时能过来，但大家想的不是先怎么去改变，而是要先买房子、有个寄托……这其实还是把自己的生活放在了原有的标签和目录上。”

　　对于已经实现相当程度财务自由的宽宽而言，房子已显得不再那么重要。而对于想长留大理的刘雪菲而言，这却是为数不多可以表达忠诚的机会。

　　5月6日，我再次见到了她。她已经得到了大理下关那个律师事务所的职位。面对能否久居的质疑，她最终这样回复了对方：我打算在这里买房。

　　失序-重构

　　大理生活会打碎原有的社会坐标，但也容易使人陷入另外一种失序。

　　牛牛在大理开客栈的这几年，那种“我选择错了”的想法时不时会冒出来。

　　开业两个月后，牛牛才在去哪儿网上收到了第一个订单。她非常紧张，反复祈祷千万不要取消。对方实际入住后，她甚至兴奋地打电话给朋友说：“我都不想收他们房费了！”可就在客人退房之后，她蹲在地上刷马桶时，那种心酸的感觉却翻涌了起来：我名牌大学毕业，原来想开客栈是以为可以穿得很文艺，闲时看看书、写写东西、接待客人，可现在却在刷马桶……

　　牛牛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最开始的理想是做战地记者，职业起点在凤凰卫视。后来跳槽到腾讯，不到两三年就成为旅游频道副主编。回头来看，她觉得自己23岁就跑到云南开客栈，条件其实非常不成熟，“但当时没有想那么多。”

　　很多学弟学妹到牛牛的院子里玩，都会说：“我毕业后干脆不工作了，直接开个客栈或者咖啡厅。”牛牛每次都会严肃制止他们。“我觉得这件事情跟年龄、阅历还是有很大关系的。如果是一个40岁或者35岁以上的人再来干这件事情，我估计他不会有这些思想变化和困扰。刚开始跑开客栈时，家里人、朋友都在说：你想好了吗？我当时觉得自己想好了。可如果现在回到那个年纪，我肯定不这样选择。绝对。”

　　2016年年初，牛牛的客栈终于走上轨道，全年入住率达到80%，可她却觉得生活一下子又变得空落落。

　　“我觉得我在浪费时间。” 她陷入到一种新的恐慌：我的新闻抱负还没有实现；我做了一个不挣钱的院子，我暂时想不出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去挑战；专业荒疏那么久，如果我不想开客栈了，我也回不去了，因为应聘的公司只会看到空缺了几年工作经验，不会看到我这几年付出的努力与得到的成长。牛牛说，那段时间，她在潜意识里总觉得有一天会回到大城市，之前不断逃避是因为自己根本没有想清楚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原来在一个单位中工作、没有一技之长的人到大理来，就比较容易陷入困境中。他去做一个咖啡馆、客栈，也未必是出自意愿，可能只是为了有一个赚钱的工具，但这样子就会成为空心人。在北京的时候，你没有心，可以找一些主流的标准来填补，大家都追求那个价值观，那我也追求好了，可到了大理会发现这一块空了。所以有时就会越来越印证，原来以前那套主流价值观才是对的。”宽宽说。

　　宽宽的丈夫曾是一家国企的储备干部，在企业工作了十年，今年春节过后才辞掉工作。为了自己做事业，他们准备了一笔“赔光了也无所谓”的启动资金。在宽宽看来，这是一个人走出来所必须交付的学费。

　　刚搬到大理时，北京的朋友曾这样提醒她：你可能错过了最后一轮的阶层上升机会。宽宽突然意识到，很多人把社会学的概念纳入到了个人生活里，“人生设定是靠这些词来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