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卖房到大理开客栈 客栈被关停戏称一无所有(5)

　　陈阵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过了好久才安慰道：“谁也没办法拒绝坎坷，总有一天生活会好起来。”我问陈阵：“你相信吗？”他捋了捋耳后的头发，笑道：“不相信。”

　　“千万不要把大理太乌托邦化。我最怕这一点了。过去几年大理为什么来了这么多人？媒体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搞得个个都要来这里抒发自己的情怀。”赵一海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刀光剑影，好的生活其实是自己给自己的。”

　　被问及“你看到的报道与记忆中的大理是否相符”时，他斩钉截铁地回答：“毫无关系。”

　　风险-保障

　　“政策风险、市场风险、社区风险。”一位2012年到双廊开客栈的老板这样总结自己身负的压力，“政策风险是指行政力量对旅游行业、民宿行业的管理，市场风险是指越来越大的市场竞争，社区风险主要指房东随时可能毁约。”

　　五年前他筹建客栈时，曾因为不断追加投资而被迫求助于高利贷，所幸之后生意不错，很快就收回成本。他将自己称为“夹缝中的人”：“需要自己解决很多棘手的问题，但有时候为了经营，你得要美化大理。”

　　从事法律工作的刘雪菲说这里非常缺乏法律意识和契约精神，房东毁约闹上法庭是非常普遍的事。我接触的数十位客栈老板中，几乎所有人都遇到过各种形式的“被涨租”。

　　为了最大程度地规避风险，银翘特地找了一个在当地政府担任职务的房东。签约前房东拍胸脯表示自己懂法，不会乱涨房租。可到第二年，房东就找上门了。

　　“合同在这儿就是一纸空文，打官司法院判你赢了也没用，他还会来捣乱。”银翘说。有一回她房东喝了酒来客栈里撒泼，踢了她的狗还砸坏了玻璃，后来也只能不了了之。有时候房东也会带着他的朋友到院子里喝茶，介绍说：“看，这是我们家院子。”

　　“可笑吗？他租给你了，但这房子永远是他的，租期里也是他的，你只是暂时住在这儿而已。”银翘有点哭笑不得。房东以各种手段要求涨房租之后，双廊的一些客栈老板甚至考虑过请保安公司，后来觉得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才暂时搁置。

　　既有本地人的身份，又曾在大城市见过世面，赵一海成为了两边共同认可的公约数。但他觉得自己的位置非常尴尬：“帮本地人说点话，外地人就觉得你终归是本地人；帮外地人说话，本地人觉得你已经向外地人投诚。”

　　他说，外来人口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不断增加，自然会发生冲突。关于这个问题，他转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周末时，赵一海的一个朋友去苍山上的取水点取水，看见一个开着北京牌照越野车的人拿了五六个大桶在拼命接水，每个都是饮用机桶装水的容量。一个本地的老人拿了两升的瓶子凑过去问：“你能给我先接一下吗？”对方答：“没看到我正在接着吗？”

　　大多数外地移民都认为自己为大理带来了新的理念与技术，也为大理本地人提供了很多不错的就业机会。以赵一海的说法，现在反应激烈的双廊客栈老板们都有一种功臣的心态：我曾经为此地发展做出过贡献，你们现在却这样不留情面。但他也理解他们的不安。“政策确实不确定，他们害怕后面会不会有更严厉的措施，所以就会对未来产生一种恐慌。”

　　洱海西部的一个客栈老板把恐慌的另一来源归咎于租房：“如果房子是自己的，我就不会那么焦虑，大不了自己住，可是眼看着租约一天天减少，却无能为力。”

　　银翘也因为这次的停业风波有了一些观念的改变。1964年出生的银翘曾在北京、深圳长期生活，却至今没有买房，也没有结婚生子。她崇尚自由自在的生活状态，拒绝被世俗力量规训，现在却意识到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她说：“做生意一定要考虑政策因素。”她打算等洱海边的客栈恢复营业就将它转让出去，自己去贵州山区。但这一次，再也不能租房做客栈了。“一定得是自己买的，至少得有40年产权、有房产证保障的。”

　　房子如金钟罩，来到大理寻找新生活的人们很容易又被裹挟进一场安全感捍卫行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