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作家张翎：贫穷会黏在人的身上，像他的另一层皮

【专访】作家张翎：贫穷会黏在人的身上，像他的另一层皮

张翎在海外以中文写作，她将自己所处的这一位置比喻成“陷落在那个世界和这个世界的中间灰色地带”——一方面，她昔日的诊所同事和闺蜜看不懂她的作品；另一方面，她与中国主流的写作圈子保持着距离。

董子琪

作家张翎

采写 | 董子琪

编辑 | 黄月

张翎说自己在温州人里面是极少的“案例”。“ 我挣钱的天分真是半点儿都没有，读书出来，留学在外，做听力康复师，像我这样的温州人真是很难遇到，”她在新书分享会上说到。上世纪90年代回国探亲时，她曾觉得非常失落，因为周围的人都在说各地的谁谁去了哪儿、买了多少房子，连开店的邻居都觉得她“怪可怜”的，不小的年纪了还在外国读书，买东西就没收她钱。她羞愧于自己没有达到普通温州人的“经济水平”，但是她仍然做到了写作上的经济独立。

1986年张翎远赴加拿大留学，先后获得英国文学硕士和听力康复学硕士学位，又做了十几年听力康复师。如今，距离她的中篇小说《余震》（电影《唐山大地震》原著）发表已经过去了近10个年头，她也终于能以中文写作为生。她回中国的时间不再由诊所听力康复病人的需求决定，连续待几个月都没问题，然而这一次的行程还是安排得过于紧凑：四月“十月文学奖”在四川揭晓，她的《胭脂》获中篇小说奖；温州一个以她为名的文化客厅开幕；家乡的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了她的唯一一本散文集《废墟曾经辉煌》；出版社的采访和活动都安排在杭州，结束后她就要赶回加拿大——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对她的采访就夹在这紧密的行程中。

《余震》以外，张翎创作过多部长篇小说与中篇小说，诸如近年来的《劳雁》（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流年物语》（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年），还有更早的《金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张翎在海外以中文写作，她将自己所处的这一位置比喻成“陷落在那个世界和这个世界的中间灰色地带”——一方面，她昔日的诊所同事和闺蜜看不懂她的作品；另一方面，她与中国主流的写作圈子保持着距离。她参加的文学会议和论坛不多，她说自己有“广场焦虑症”，不知道面对很多人时应该说些什么；还患有严重的脸盲症，有熟人跟她招呼，她也不见得能认出来，这可能会给人留下清高傲慢的印象，而她不愿意让别人这样误会。“我下次遇见你可能也认不出你，但你不要误会，你跟我说我们聊了什么我就能全部想起来。这是我记忆的盲点。”她对我说。

除了广场焦虑症和脸盲，她还提到自己因缺乏方向感，即便有驾照还是不会开车。“有人见了我可能觉得我是个养尊处优的人，但其实是我不愿意抱怨自己的经历。”她在采访中说，在北美生活了三十几年之后，她讲中文的腔调也受到了外语的侵蚀。出国前她曾在复旦读了四年书，还学熟了一口上海话，她笑言道，现在都忘完了；再之前她还在温州的工厂里做过五年车工——这样的工作几乎是养尊处优的反面，只是她很少提到这段经历。在车间工作时她不太合群，总在角落看书，张翎回忆说，此后用于谋生的英语就是从车间自学《英语九百句》开始的。

妇人将碎瓦片都扫拢来，找了个塑料袋装了，就直起身来抹额上的汗。突然间，妇人发现了站在楼下的小灯。妇人愣了一愣，才问：“闺女，你找谁？”小灯的嘴唇颤颤地抖了起来，却半天扯不出一个字来。只觉得脸上有些麻痒，就拿手去抓。过了一会才明白，那是眼泪。——《余震》

界面文化：很多人应该是因为电影《唐山大地震》去看你的原著《余震》，我觉得这部电影和小说的关系其实不那么大，从标题看来就不是一回事——一个重点在于地震本身，一个重点是地震之后发生的事情。

张翎：是的。关于地震，电影表现了希望和治愈的一面，小说表现的是灰暗和痛苦的一面，结合起来就看见一个事情立体的可能性。我在写小说的时候，没有看到这种治愈的可能性。我不是怀疑治愈的可能，我是确实不知道，所以小说看到结尾你都不知道小灯见了她妈没有，隐隐约约觉得见了，但是见了又怎么样呢？我写的是母亲从窗台看下来，问“闺女你找谁？”，结局是开放的；小刚导演用希望和暖色填满了这个开放的空间。这个在小说里是成立的，用在电影里的话观众极有可能不太接受，他们更愿意看见光明的结尾。只能说表演艺术跟文字艺术是不同的，再加上我个人的审美观很信奉内敛和克制。

界面文化：那么你怎么看小说里的光明的尾巴？鲁迅也批判过中国人喜欢看大团圆的结局，凡事都喜欢添上一个光明的尾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