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作家张翎：贫穷会黏在人的身上，像他的另一层皮(4)

张翎：《流年物语》里涉及我在厂里的工作。我十七岁到二十二岁在厂里做车工，看到了那个年代的贫穷，即使有些人后来发迹了， 贫穷也会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记。贫穷会黏在他身上，像他的另一层皮；贫穷就像灾难，是持续的阴影。

界面文化：所以五年的工厂生活给你带来的是什么？是一种迫不及待想要走出去的心态吗？

张翎：绝对的。我在车间里时，车工的师傅十六岁，我十八岁，他学技术学得早，所以是我的师傅。据他今天的回忆，我那时候车出来的都是次品，他永远会悄悄地补车我的东西，但也不告诉我，就让我在角落安安静静地读书，我穿着满身油污的工作服在那里自学《英语九百句》。进了大学之后我再也没有回过工厂，我大概是觉得那段生活很不堪回首，所以都没有回去过。那个工厂也很快就不存在了，工人都下岗了。2017年又碰上师傅，已经38年过去了，他就跟我回忆那些事情，说我车出来的都是次品。在工厂我主要的感受是孤独，他们的聊天我没兴趣，我在看书，没有玩伴。那个时候真不知道有高考，只是觉得时间就这么浪费了，所以要学点东西。

界面文化：刚才你说到自己写作起步晚，还要考虑谋生的问题，这个其实也是很多不以写作为职业的作家面对的共同困境。

张翎：回头看我在那个状态下完成小说，真是个“铁姑娘”。那时候我的写作时间极其有限，晚上八点到十一点的时间用于写作，不过那个时候睡眠好；现在睡眠很差，晚上就不写了，全部白天写。白天一醒来，我经常是牙也不刷、脸也不洗，状如女鬼地臭烘烘地上楼写作，连早餐都不吃，有时候我的家人发善心给做早餐我就吃一口，不做就不吃，到中午和午饭一起吃。下午三点到五点，再写一点点时间。现在时间多了，也不见得更多产，我还花很多时间在路上走。过去在诊所没办法请假，法定假期我都很谨慎，不能请很长时间，得要一天一天地请。因为我是诊所里唯一的听力康复师，病人需要连贯性（的康复治疗），我不能很长时间不在，所以请假的时候一想到有病人就心神不安，在中国待两个星期都太多，还有一次参加活动，我待了一天转头就走。

他觉得自己是一头高大笨拙的熊，小心翼翼地行走在江南精致而错综复杂的街景习俗人情中，举手投足间随时都可能碰碎他所遭遇的一切，不是他伤了人，就是人伤了他。江南的城郭像一件小号的金缕绣衣，他轻轻一动就能挣破那些精致的针脚。少年的他开始感觉到了轻巧的南方压在他身上的千斤重担。——《向北方》

界面文化：你在散文集中提到，中篇小说《向北方》是创作生涯中的一个转折点，它是什么意义上的转折点？

张翎：中篇里《向北方》是我个人比较偏爱的，我很希望以后能做成一个小说集。在那之前我已经出过“江南三部曲”（《望月》《交错的彼岸》《邮购新娘》），对江南题材有情绪的饱和，兴奋感不在了，审美疲劳开始了，我渴望一种突破。其实《向北方》的书名，别人不知道，对我自己来说是一种“宣言”，宣告着要暂时告别江南书写，进入全新的状态。《向北方》之后，比如《余震》和《金山》都不再拘泥于江南故土以及江南三代人的家族故事。这是我的文学意义上的叛逆期，有的人叛逆发生得很早，我的叛逆发生于那一刻——我觉得江南已经足够了，那就出走向北方，小说里对北方的描述有一些排比句，那就是我的心情——当时我厌倦了江南的憋屈，那种地理上的憋屈，因为人口居住密度很大、没有隐私可言的感觉。我在小说里有一个比喻，说有个人长得很高大，好像一举手投足就会碰触到他人，会给人际关系造成伤害。我内心非常向往那种开阔的、无人的地方，那种疏远中的相互扶持的人际关系。我从来没有过过这样的生活，短暂地走过一些地方是这样的，但我没有真正地在那样的环境生活过。

界面文化：这篇小说中对于加拿大边境还有听力康复师生涯的书写，在中文小说中都是相对少见的。这些内容与你自身的经历相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