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作家张翎：贫穷会黏在人的身上，像他的另一层皮(2)

张翎：我早期的小说总是留一个光明的尾巴。《余震》也不完全是绝望，小灯至少回去找了母亲。我写的时候其实很纠结，一直在想要不要让她回去，最后让她回去是我太疼了，我受不了，我就这么自己给自己扔了一块止痛片。放在今天我就不这么写了，因为今天的我更加面对现实了。比方说一个人身上扎了根刺很疼，我原来会写这个人怎么把刺拔出去，现在会写这根刺已经跟身体长成一体，这个人要怎么带着这根刺继续生活。这是《余震》之后十多年的变化。我认识到，有一些创痛没法治愈，治愈只是我们美好的理想，所以我说心理治疗的重点也应该放在如何接受现实、如何跟自己达成和解这方面；王小灯百般纠结是因为她没有和自己达成和解，《余震》我之所以这么处理是因为我老想着解决痛苦的办法。

界面文化：所以你现在已经不想着在小说里解决痛苦了？

张翎：有的痛苦是解决不了了，那你就要找到一个方法带着痛苦生活下去。与痛苦和解，不是说你与造成痛苦的原因和解，有时你不可能和那个原因和解，而是跟自己内心达成某一种和解——这根刺已经长成了肉，除非把肉剜掉，否则你就得带着长成肉的刺继续活下去。

界面文化：提到不再试图在文学中解决痛苦，这种思路好像也是带着“康复”的寓意的。你从事康复医学长达十七年，“康复”这个主题与文学似乎产生了某种巧合的共鸣，“康复”也变成了某种文学上的比喻，可以这样理解吗？

张翎：是的，职业上的巧合跟我后边关注的话题有无限的紧密性。我早些年的作品不是这些话题，是移民他乡、落地生根之类的，我现在就会觉得那个很“作”。但要说（职业跟创作）有宿命的联系也是冥冥之中的，是我当时不知道的。我当时选择这个职业，纯粹是因为收入很高很稳定、不加班，而且跟人打交道——我是从谋生的角度来考虑这个职业的，至于这份职业带给我阅历上的收获是意外的。

而且我这个诊所的同事都很有意思，有来自印度的、牙买加的、内罗毕的、索马里的还有伊朗的，我们就是个联合国诊所，真正的土生土长的白人只有一个，她是我们中间的少数民族。非洲来的人讲他们的童年故事，那跟我的生活何等遥远！我问她你年轻的时候做什么，她说，夜晚来临我们坐在车顶上，看着帅小伙——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小鲜肉”——走过，我们就吹口哨，远处狮子在叫，天上星星很亮。这种生活不是我的，我肯定不会描写，但她对我造成了冲击，这是在丰富我的维度。我听伊朗来的同事讲她们怎么把头巾一步步变小，年轻的女孩子长大，谁挡得住对fashion的追求呢，她们把头巾越变越小越变越花，最后变成一块手帕扎在头发上。我觉得好好玩。我还在中国的一个小厂里做车床工人的时候，跟我同时代的人在世界别的角落里是这么生活的，这对我的冲击好大。她们也听我的故事，也觉得很不可思议。诊所的那段时间我回想起来是很美丽的，我到今天都会很想念同事，她们是我的另一种闺蜜。她们知道我写作，很可惜我写中文，她们不太能看到。诊所工作唯一的不足是占用了我太多时间。

界面文化：刚才你说书写文化认同这些话题是很“作”的，为什么是很“作”的？

张翎：因为这不是你能够寻找得到答案的话题，我现在基本不谈这个问题，因为没的可谈。你刚到那个国土，是会很敏感的，就像一棵树拔出来放到新的土壤里，根须还浮在土的表面上，对气候的变化是敏感的，肯定会感觉到疼痛，然而一旦岁月过去，植物落土了，疼痛感就减轻了麻木了，客观上已经接受了新环境里大部分的东西，所以再回头谈就没有那么敏锐的感受。人家常常问我这些时髦的话题，但是我已经过去了这个阶段，我开始写作时已经出国10年了，所以如果你早20年问，我可能会有新奇的感觉。我无可奈何地知道，我是没有根的人，我不可能是西方世界的一个部分，尽管我对西方世界的了解算得上深入，我在那里已经30多年了。同时，我也不可能被这边的文坛接纳和认同。我走过的路和大家不一样，我陷落在那个世界和这个世界的中间灰色地带。

界面文化：现在已经接受了自己处于这个灰色地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