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作家张翎：贫穷会黏在人的身上，像他的另一层皮(3)

张翎：我原来也有过挣扎，但现在放弃了，不寻找了，我的世界就是这样一块灰色的地带。我能在这个灰色地带看到什么，就写什么，不再想着追求某一大族群的认同，我今生今世不可能有这种认同感。我就是这么一个漂泊的人，就用这种没有根的、漂的感觉来书写。挣扎是无用的，你的离开决定你已经不是这边文化的一部分，然而你也不属于那边：你不在那儿生，也不在那儿长大；你的青春大部分时期都在中国，对西方世界的了解也仅是知识性的。我也会写西方，但我永远不可能写以西方人物为小说主角的故事，除非他跟中国文化有关，或者来到了中国。《劳雁》里也有外国人，但是他们来到了中国，我是以中国人的眼睛来看他们的，而不是作为单独的人物来描写。

界面文化：可能有的作家会假设有一种普世的人性和价值，所以可以写任何一个地方的人的故事，你不这样认为吗？

张翎：普世的人性是一个飘在空中的概念，它需要找到一个载体，要落在具体的人身上。在我的写作中，这就落在了中国人身上，因为我有基因和文化的认知；如果说要写纯粹的洋人，我也能表达一些，但这个人跟我有基因上的隔阂，我写起来有很多跨基因的想象，那就隔着一层。所以，我写普世价值要放在我理解最深的载体上。

我从事过很多职业，当过小学代课老师、车床操作工、英文翻译、办公室秘书、听力康复师，而在四十岁之后又成了一位作家。工作是我生命中那条一成不变的基线，但是在那条基线之上，总跳跃着一些不受任何规矩挟制的活跃点子，那就是我的爱好。——《废墟曾经辉煌》

界面文化：你说之前在诊所里每天工作8-9个小时，最肥硕的时间分给了工作，残渣给了小说。现在你已经不用做这份工作了，又是怎么看谋生与写作的关系的呢？

张翎：那时每天我要工作八九个小时，所以这些年没时间写散文，到现在只有这一本散文集（指《废墟曾经辉煌》）。谈论写作和谋生的关系，我就想起伍尔夫的一句话，一个女人要成为小说家，要有500英镑的年收入和一间自己的房间。在解决经济独立问题之前，我不能写小说。在那个年代，以写作维生非常难，可能很快就要进入一种状态——写不喜欢的东西混稿费。后来到大学讲座，我也会对大学生讲，梦想是翅膀，但一定要有脚，要能落地；第一我不愿意为稿费写不想写的东西，第二我不相信“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一种值得推崇的写作状态，那种漏着雨的写作只能出来一个杜甫。我现在用写作养活自己没问题，我过很简单的生活，浑身上下不会用什么大名牌，但会用很多钱去旅游，我希望我一直都能如此。

在当年还不能用写作养活自己的时候，我就想好要努力解决维生的问题。所以在成为听力康复师之前，我花了很多时间做调查，很多人跟我说可以做IT、金融或者会计，我想我有两个要求：一是工作一定要要跟人打交道，因为前面花了七年接受专业的英美文学的训练，我不希望浪费自己的英文才能，不愿意完全为了收入跟数字机器打交道；第二我不要加班。我对维生的看法是你不能太爱它——你太爱会为此消耗很多，你太爱的事只有一件，就是写作——但你也不能讨厌它。收入不错，责任不大，不用加班，这就可以了。

界面文化：可是当时你就想得明白这些了？

张翎：想得非常明白，我必须解决谋生的问题。我写书的时候必须要衣食无忧，但代价也很大，跟我同龄的国内作家相比，我起步不知道晚了多少，国内成名的作家老早都已经写出成名作，我才发表长篇处女作。为了成为听力康复师我做了很多年准备，中间也经历了很多困难。当年没有一个学校会录取我，因为我的本科训练跟第一个硕士与医学没有任何关系，他们要求的课没有一门是我修过的，最基础的医学统计学我都没学过，而且我也没钱交学费生活费。可是后来是我写了一封信，信的大致内容是说我十六岁开始在厂里工作，我多么渴望做一份对别人有用的工作。系主任看到了非常感动，学费全免还给了我全额奖学金。进入系里以后我的同学都是五官科医生，我连解剖的骨头都不知道在哪里。但是读书对我来说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等到实习期过去、拿到正式的全美行医执照，我出国已经差不多10年了。我2010年以后辞去工作，那时维生已经不成问题，对我来说，一日三餐不是问题，有足够的钱旅游就够了，所以我当时就决定辞工作。

界面文化：在之前的采访里，你曾经提到贫穷是持续的影响，你觉得贫穷是你小说里很重要的主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