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与中国国学的翻译

中国国学的主要部分是儒家学说，二千年来，《四书》、《五经》对中国的影响可谓沦肌浃髓，不仅支配了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而且还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东来的西方传教士迅速认识到儒家学说的地位和作用，为适应本土文化，从而使传教活动顺利进行，必须首先了解儒家文化传统，熟读中国经典便成为他们适应这种与他们迥异的社会和文明的必要途径。通过天主教传教士、基督教传教士和东正教传教士长达三百年历史的不懈努力，《四书》、《五经》的译介从零星片断到系统完整，向西方社会初步完整地介绍了中国儒家学说。

一、天主教传教士对《四书》的翻译

《四书》、《五经》翻译成西方的语言，始于明清之际来华的天主教耶稣会士。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hieuRicci，1552－1610）1582年来华，主张将孔孟之道和宗法思想同天主教相融合。他曾介绍过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在他的带领和影响下，其他传教士也卷入了译介西学的活动中。同时也为了向罗马教皇及西方社会证明中国社会文明的美好，开始了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活动，形成了明末清初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高潮。

1591年利玛窦奉意大利耶稣会士、远东巡查员范利安（AlexandreValignani，1538－1606）之命开始翻译中国传统经籍，到1594年（明万历二十二年）完成了《四书》的翻译，名为《中国四书》（TetrabiblionSinense de Moribus）的拉丁文翻译。同年将译稿寄回意大利，“国人读而悦之”[i]。一般认为，利玛窦的《四书》拉丁文译本是儒家经典最早的西文译本，可惜没有出版，原译本亦亡佚。关于此书情况在意大利耶稣会士艾儒略（JulesAleni，1582－1649）的《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中有介绍。

最早将中国儒家文献译为拉丁文，且刊行其中部分的是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elRuggieri，1543－1607）。罗明坚于1579年到达澳门，1588年返欧洲述职。在华期间，遵范礼安的要求研读中文，他于1581年写给耶稣会总长的信中还包括了中文复本和一册中国文献的译文，后经考证为《大学》的第一章，曾刊印在1593年在罗马发行的《百科精选》中。他还将《孟子》译为拉丁文，是欧洲语言中《孟子》的最早译本，但没有刊行，稿本今存于意大利国家图书馆。

1662年（康熙元年），在江西建昌府刻印出版了一本拉丁文书，书名为《中国的智慧》（Sapientia Sinica），内有2页孔子传记和14页《大学》译文以及《论语》前部译文，这是《四书》第一次正式译成拉丁文并刊行，后带往欧洲。译者为意大利耶稣会士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1625-1696）和葡萄牙耶稣会士郭纳爵（Ignatius da Costa，1599－1666）。后来，殷铎泽又译有《中庸》，书名为《中国的政治道德学》（Sinarvm Scientia Politico-moralis），于1667年和1669年(康熙六年和八年)分别刻于广州和印度果阿，并于1672年重版于巴黎，书末附法文和拉丁文《孔子传》，内有殷铎泽写的一篇短序、54页的《中庸》拉丁译文、8页的孔子传记。本书主要编译者为殷铎泽，但参与者有郭纳爵等17名耶稣会士，其中意籍会士5人、葡籍会士5人、法籍会士4人、比利时籍会士2人、奥地利籍会士1人，可以说是欧洲宗教界和知识界的鼎力之作。《论语》的最早译本，也出于殷铎泽和郭纳爵两人之手，刻于印度果阿，但未题刻年。

殷铎泽返回欧洲时，他带走了一些中国文献的译文，不辞辛苦地寻找出版社，希望能将中国儒家文献向欧洲作以介绍。1672年，殷铎泽在巴黎以法文出版了《中国政治道德学》，题目改为《中国之科学》，其中《中庸》和孔子传记比广州版和果阿版有了较大的改进。

然而，使孔子学说在欧洲如日中天的是《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Sinarum Philosophus），由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Coupler，1623－1692）、殷铎泽、比利时耶稣会士鲁日满（F.deRougemont，1624－1677）、奥地利耶稣会士恩理格（ChristianHerdtricht，1624－1684）奉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敕令合编而成，1687年在巴黎出版拉丁文译本。中文标题为《西文四书直解》，书中有中国经籍导论、孔子传和《大学》、《中庸》、《论语》的拉丁译文，但缺少《孟子》，故只能认为是“三书直解”。此书包括四个部分，共412页，并附插图：1．柏应理给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献辞；2．导言，论《四书》、《五经》的历史、要义、宋明理学等，历朝历代对《四书》、《五经》的重要注疏，佛老和儒学之间的区别，《易经》六十四卦和卦图之意义；3．《孔子传记》，开卷即是孔子的全身像，为殷铎泽所著；4．《大学》、《中庸》和《论语》的译文，各为39页、69页和180页，三书皆附注疏，其中《大学》由郭纳爵所译；《中庸》由殷铎泽译一部分，其它人翻译一部分；《论语》为殷铎泽所译。最后附有柏应理编的《中国皇朝编年史》（TabulaChronologcia MonarchiaeSinicae），以及他绘画的中国15省省图、115座大城市，以及耶稣会士建立的近200处教堂。《中国皇朝编年史》曾于1686年和1687年刻有单行本，第一表始于公元前295年至公元初；第二表为公元元年至1683年；第三表为三皇世系表，记载2457年间黄帝以下的八十六位帝王世系。该书同年即再版，增加了中国传教史。此书编辑的本义是为中国传教中出现的礼仪问题辩护，故把中国描写为完美无缺的文明先进，是值得赞美和模仿的理想国家，它的出版使欧洲学者开始注意中国。莱布尼茨（G.W.Leibniz）看到此书后，在给友人的信中称：“今年巴黎曾发行孔子的著述，彼可称为中国哲学之王者。”孔子被尊为天下先师、道德与政治哲学上最博大的学者和预言家，由此在欧洲掀起了一股“中国热”。它是17世纪欧洲人对孔子形象及其著述介绍得最为详备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