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与中国国学的翻译(4)

基督教新教随着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1807年的到来，在中国开始了传教。马礼逊于1812年翻译了《大学》。在印度的英国浸礼会传教士马什曼（John Marshman），在出生于澳门的亚美尼亚人拉萨（Joannes Lassar）的帮助下学习中文，于1809年翻译了《论语》。

英国伦敦会传教士种德（DavidCollie，？－1828），来华后曾跟马礼逊学习中文，是英华书院第三任院长，第一个将《四书》译为英语，1828年在马六甲出版《四书译注》。

英国安立甘会传教士麦克开拉启（ThomasMcClatchie，1813－1885），曾译《易经》、《礼记》为英文，后者未最后完成。英国偕我公会传教士苏慧廉（William EdwardSoothill，1861－1935）还译过《论语》。

需要特别介绍的是并称汉籍欧译三大师[v]的英国伦敦会传教士理雅各（JamesLegge，1814－1897）、德国同善会传教士卫礼贤（RichardWilhelm，1873－1930）和上文介绍的顾赛芬，他们都用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将《四书》《五经》系统严格地翻译成了欧洲最主要的英语、德语和法语，为介绍中国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理雅各毕业于阿伯丁大学，1839年来华。1858年他计划将中国的《四书》《五经》译成英文，并各自附以原文、注释及长篇绪论。1861年出版《四书》英译本，名为《中国经典》（TheChinese Classics）第一卷，其中帮助翻译的有湛约翰（John Chalmers，1825－1899）、合信（BenjaminHobson，1816－1873）及华人黄胜等。《中国经典》五卷所含内容是这样的，1861年出版《中国经典》第一卷，包括《论语》（The ConfucianAnalects）和《大学》（The Great Learning）；1861年出版《中国经典》第二卷，包括《中庸》（The Doctrine of theMan）和《孟子》（The Works ofMencius）；1865年出版《中国经典》第三卷，为《书经》；1871年出版《中国经典》第四卷，为《诗经》；1872年出版《中国经典》第五卷，为《春秋》和《左传》，均刊于香港。

理雅各的翻译是在中国学者王韬的帮助下完成的，1867年理雅各回英国探亲，邀请王氏赴英国继续协助，王韬抵达英格兰，居住工作了二年。1876年理雅各被牛津大学聘为汉学讲座第一任教授，继续邀请王韬合作从事译述，王韬常为理雅各阐释经意，比较中西文化的异同，两位学者配合默契，相得益彰。他归国后出版了《中国经典》第六卷，即《易经》；1882年出版《中国经典》第七卷，即《礼记》、《孝经》和《道德经》。晚年他还翻译了法显的《佛国记》（ARecord of Buddhistic Kkingdoms，1886）、《秦始皇帝》（Ch’in Shih Hwang Ti，Le Lotus）。

《中国经典》的翻译是理雅各倾注几十年心血才得以完成的一项宏大工程，足以显示出他作为大汉学家卓尔不群的学识和决心。从16世纪末到18世纪初，西方来华传教士对中国典籍也曾多有译述，但都只译片断，或因汉语不精，或对于儒学经义钻研不透，或请学养浅陋的华人合译，译文往往语义欠通，谬误百出。理雅各本人精通汉学，又在中国学者通力协助下系统完整地译出儒家经典，实属难得。它的出版在西方引起了轰动，欧美人士由此得以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理氏也因此先后荣获法兰西学院儒莲奖和爱丁堡大学法学博士荣誉学位。

卫礼贤是德国斯图加特市人，字希圣，是德国20世纪初最重要的汉学家之一。1899－1921年在青岛任传教士，1921－1929年任北京大学名誉教授，在中国足足生活、工作了25年。他的一生不断地翻译中国经籍，并以报告形式以获得德国各阶层对中国文化世界的理解。在中国期间，他先后创办和参与了礼贤书院和尊孔文社，曾拜段正元夫子为师，于儒道之学颇有心得[vi]。1924年回国，创建了“中国学社”（ChinaInstitut）。他在中国学者的帮助下开始翻译中国经典，成为中国文献的经典德文译本，至今仍然发行。其《中国心灵》一书表明，卫礼贤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是基于中国长期的社会实践之结果[v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