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与中国国学的翻译(5)

1910年，他在耶拿出版了《论语》德译本；次年出版《道德经》；1912年出版《列子》和《庄子》；1914年出版《孟子》；1916年《中庸》和《孟子》；1920年《大学》。回国后1925年出版《易经》；1928年《吕氏春秋》；1930年《礼记》。此外，他还翻译了《西游记》、《三国演义》、《三言两拍》、《聊斋志异》、《搜神记》、《封神演义》和《列国志》的部分章节，分别载入他所编的《中国民间童话》和《中国学》杂志。其中他翻译的《易经》最享盛名，“具有特别大的影响力”，时至今天仍然重版，畅销不衰。

四　东正教传教士对《四书》《五经》的翻译

东正教在我国的传播范围非常有限，对汉学有研究的学者主要是在北京的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

列昂季耶夫（AлексейЛеоитьеичЛЕОНТЪЕВ，1716－1786），东正教驻北京第三届传教团传教士。他于1780年翻译了俄文的《大学》、1784年翻译《中庸》，这是《四书》《五经》第一次翻译成俄罗斯文。

比丘林（H.Я.БЙЧРИH，1777－1853）是俄国汉学和东方学的奠基人，东正教驻北京第九届传教团领班，俄国科学院通讯院士，他曾翻译过《四书》，但未刊行。

西维洛夫（ДмитрийЛетровлчСИΒИЛЛОВ，1789－1871）是东正教驻北京第十届传教士团教士，后任喀山大学汉语教研室主任，他于1840至1842年翻译了《四书》、1855年翻译《诗经》、《书经》和《孟子》，但未曾刊行。

瓦西里耶夫（B.II.Bасй?Ьеь，1818－1900）是东正教驻北京第十二届传教团教士，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发表了《论语》的俄译本，也是《诗经》的第二个译本，稿收藏于俄罗斯彼得堡档案馆，未曾刊行。

此外，欧洲其它国家的传教士也曾翻译过中国经籍，如芬兰传教士凯勒·克尔赫兰（Kalle Korhonen，1885－1963）将《大学》译为芬兰文。芬兰传教士托伍·克尔克克里（ToivoKoskikallio，1889－1967）将《道德经》、《孟子》、《诗经》译为芬兰文，现在仍以手稿形式保存。

对传教士来说，让中国人民皈依他们信仰崇拜的上帝、天主是他们来华的目的和人生、信仰的追求，在这个过程中，到底应该采用什么样的中国人能接受、适应的办法是他们不断探讨、深入的。翻译在中国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社会生活中占主导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的经籍，是他们迅速并深入认识到的最有效的办法之一，他们为了证明基督宗教中的“God”就是中国经书中的“上帝”，力图从中找出“God”创造世界、灵魂不灭、天堂和地狱的存在并非虚构的依据。而这些看似宗教化的行动，却成为东西文化交流的开始、西方汉学的开端，不仅成为他们认识东方中国的媒介，而且这些深入中国人民思想生活的儒家学说也开始影响西方社会文化和生活，转化为更深刻持久的东西而继续传递其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