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龙教育改革
由于废除财产税并征收资本利得单一税的政策，法国总统马克龙被一些反对者和在去年12年减少对富人征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相提并论，甚至有严厉的批评者称他为“富人的总统”。近日，法兰西工学院教授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巴黎政治学院讲师本尼迪特克⋅巴纳（Benedicte Berner）在Project Syndicate联合撰文为其辩护，指出马克龙的教育改革议程说明他之所以与“老左派”在税收政策上分道扬镳，是出于思考不平等的一种新思路，这一思路将寻求调和经济增长和社会流动之间的关系。
文章指出，尽管自1990年代以来法国社会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有所上升，但仍低于其他发达国家的水平，更不能与美国相提并论。而法国的贫困率还略低于瑞典和德国。并且，资本利得单一税不会阻碍社会流动或增加贫困，事实上，瑞典自1991年采用同样的税收系统以来，平均年增长率提高了四倍。
而在教育方面，尽管法国一直面向所有儿童提供从幼儿园到中学的免费教育，但社会流动率仍然很低。与其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相比，法国社会出身与教育成果的正相关率更高。20%来自蓝领工人家庭的孩子在拿到学位前辍学，这一比例在高级经理和高管家庭只有7%。法国的高等教育系统非常特殊，普通大学和几所被叫做“大学校（grande écholes）”的精英学校之间天差地别。大学校在每个学生身上的支出远高于普通大学，从而提供了好得多的职业训练。只有27.5%的普通大学学生在三年后获得了学位，25-30%的学生毕业一年后仍然找不到工作。更重要的是，以2017年为例，大学校中只有2.7%的学生来自父母出于社会经济阶梯底部的家庭，而66%的普通大学学生都来自这一阶层。
两位作者指出，马克龙的教育改革特别强调小学阶段关于基本技能的教学，包括阅读、语言和算数。从2018年9月开始，贫困社区的学校中每班的学生人数不得超过12人。马克龙政府还在帮助学习困难的学生方面加大投入，并准许更多的课外作业在学校完成，从而建立一个新的系统使得从中学到大学的过渡更加顺利。
此外，目前学生中学毕业后去哪所大学就读是通过摇号系统决定的，这造成了学生和学校、专业之间的不匹配。马克龙的教育改革实施后，学生在学校的表现和偏好的科目将成为大学分配的决定性因素。中学毕业会考（baccalauréat）将集中在两门主科、两门副科和一门口语考试，而不是过去那样涵盖10-15个不相关的主题。为了降低在学士学位获得的失败率，改革也会引入进入大学的先决条件，而不再保证所有人都能上大学。以上所有措施都将让法国向失业率低得多的瑞典和德国靠拢。文章结尾指出，法国的社会流动自1991年以后就没有过大的变化，马克龙的教育革命将带来改变。
年轻一代重新定义了基督教传教士传统上，西方派遣传教士去南半球传道，《大西洋月刊》近日刊登的一篇文章指出，现在的情况可能反过来了。基督教在西方缩水老化，但在现今大多数基督教徒所在的南半球却不断增长。这一人口变化带来了一项新的改变。很多基督教教派都把传教作为一项神学要求。现在全球各地仍有成千上万的传教士，他们相信圣经迫使他们将基督教传播给他人，变化的是他们来自哪里、去向何方以及为何前往。
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殖民时代，传教士从许多欧洲国家前往诸如刚果、印度等国家，在那里建造教堂、学校、医院等宗教基础设施。尽管他们中的很多人以人道主义的方式工作，教育当地人口或协助赈灾，但实际上这往往意味着将人们从本土宗教实践中带离并帮助殖民政权接管土地。肯尼亚第一位后殖民时代的总统乔莫⋅肯雅塔曾这样描述英国传教士在其国内的活动：“当传教士到达时，非洲人拥有土地，传教士拥有圣经。 他们教我们如何闭着眼睛祷告。 当我们睁开眼睛时，他们拥有了土地，我们拥有了圣经。”
尽管很多国家在二战后脱离殖民列强获得了独立，基督教传教士的人数却不断增长。根据全球基督教研究中心的数据，1970年全球有24万外国基督教传教士，到2000年，这个数字增长到了44万。到了2013年，该中心在一份报告中讨论了“逆向传教（即南半球晚近成立的教堂向欧洲派遣传教士）”，即使是在北半球派遣的人数“显著下降”的情况下。这份报告还提到，在2010年派遣传教士人数最多的20个国家中近一半位于南半球，包括巴西、印度、菲律宾和墨西哥。
与此同时，基督教传教士的典型形象连同传教的定义本身也在发生改变。现在的基督教传教士相对而言较少倾向于通过发放译介的圣经来向他人讲述信仰，而是通过自身的工作来展现。人道主义工作变得比布道更为重要，一些传道活动甚至不再包含以任何显著的方式劝人改变信仰。传道者可以作为医生、救援人员、英语老师、农民的帮手等等，很多人希望通过他们的行动而不是明确的语言来鼓舞他人加入其中。
除了信仰以外，基督教传教士的动机也差异很大，部分是因为他们来自不同的教派。摩门教徒、五旬节派教徒、福音派教徒、浸信会教徒和天主教徒进行传教活动。他们可能受到信仰、在世上行好事的愿望以及为更高目标服务的兴趣的驱使。但在作者Saba Imtiaz采访的年轻基督教传教士中，动机还包括从出国旅行的愿望到对社会资本的渴望。这些通常是相辅相成的。在年轻一代基督教传教士中，所谓的“白人救世主情结”在消退，他们主要从社会正义和倡导的视角看待传教经历的，劝他人改变信仰则是次要的。今天的年轻传教士还有着能够在网络上找到团体的优势，在照片分享软件Instagram上的传教士生活标签上（#missionarylife）大多都是年轻人踏上旅途或到达目的地后和骆驼或狮子的合影。基督教论坛和博客上也有很多人提问和讨论各自的经历甚至询问他们的信仰是否足够强到可以向他人布道。
同时，来自第三世界的传教士又有着完全不同的体验，他们没有西方的内疚情结，像拥抱福音的伴随物一样拥抱传教的使命，相信他们接受的信仰必须分享。例如在安曼的约旦福音派神学院，据创始人Imad Shehadeh所说， 150多名学生中有三分之二来自中东。课程侧重于理解阿拉伯文化、阿拉伯基督徒的角色以及如何在该地区执行牧师职务。大多数学生将会成为教会领袖，建立新的教会，劝他们改变信仰；学生被要求在阿拉伯国家服务。 Shehadeh说有一对夫妇回到了叙利亚的阿勒颇，他们说，“我们不能在一切都很好的时候回到我们的国家，我们需要在困难的时候回去。”
尽管传教活动在很多国家和教派团体中都有所进化，但仍有一些组织向一些传教是否符合伦理值得怀疑的地区派遣传教士，向脆弱的人群施加宗教压力。一些组织直接将难民作为改变信仰的目标人群，例如世界福音动员会（Operation Mobilization）向希腊派遣传教士，万国宣道浸信会（ABWE）为传教士提供为在孟加拉国寻求庇护的被迫害的缅甸罗兴亚人工作的机会。有宗教人士表示，存在用签证或钱诱惑难民改变的行为，这样的传教活动可能伤害现有基督教团体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