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最特别的“性文化史”

“你想要特殊服务吗？”

“多少钱？”

“15美元。”

太贵了，他想。但在性欲勃起的状态下无心讨价还价，所以他点了点头——以写作非虚构作品《邻人之妻》的名义，记者盖伊·特立斯（Gay Talese）走进了家附近的按摩店。

盖伊·特立斯 （@视觉中国）

这本关于美国上世纪50到70年代性观念变革的书，于1981年出版，其中有《花花公子》创始人休·海夫纳和他的肉体王国、性自由的群交社区、迷失在开放关系里的中产夫妇，以及历代色情出版商如何控告和被控告。

特别的是，最后一名被访者是盖伊·特立斯，作者本人。像对待任何受访者一样，特立斯用第三人称客观记录了这位盖伊·特立斯先生出轨，加入自由性爱俱乐部，接受特殊服务。

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读者为其中性描写尺度震动，更为作者自毁式采访震动。业界对这本书的评论十分两极：有的认为“恶心”，有的认为是“当之无愧的文化史书”。当年，这本非虚构作品在美国爆红，连续3个月位列畅销书，连续10周位列《纽约时报》畅销榜排名第一。

近40年后，《邻人之妻》中文版首次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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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爱，不要作战”

和同为意大利籍的导演科波拉一样，特立斯善于调度场景。

《邻人之妻》第一个镜头，少年哈罗德在紧锁的房门背后对着杂志上的裸体模特自慰——这是上世纪50年代的芝加哥，保守的清教主义余威仍在。特立斯小时候的教会学校建议男生交叉胳膊睡觉，既神圣，又能防自慰；他大二时，还因害羞不敢买男性杂志。但与此同时，青霉素的发明缓解了梅毒恐惧，加上物极必反，性解放浪潮初现端倪。

1953年，退伍大兵休·海夫纳决定搞出一本男性杂志：要和《阁楼》那种屁股大腿集中营或清心寡欲的教科书《阳光与健康》完全不同，不仅裸体，还要性感有格调，是单身男子能拿上台面的愿望清单。这份新杂志被命名为《花花公子》——一个令海夫纳想到菲茨杰拉德爵士时代的名字。

上世纪60年代反战运动中，美国人喊出“要做爱，不要作战”，将大麻摇滚乐混着酒精和避孕药一同吞下。离婚率急剧上升，人们不想结婚，从1960年到1976年，20到24岁的未婚人数翻了一倍。群交、性自由社区、开放式婚姻，美国是厄普代克小说里的“肉体乐园”，人们用各种方式实验自由的极端。

休·海夫纳（Hugh Hefner）于1966年6月26日从芝加哥来到伦敦机场，随行的是“花花公子兔子”（Playboy Bunnies）。他在首都伦敦的花花公子俱乐部开幕。（@视觉中国）

美国性观念的急剧转型让特立斯觉得有趣，从业以来，他一直致力于写“人类史”。他开始寻找能讲出故事的人。

他找到保险销售布拉洛。布拉洛死水一潭的中产生活被一次外遇打破，外遇对象的丈夫却盛赞布拉洛让自己妻子获得快乐，并邀请他参加家庭聚会。进入聚会，布拉洛震惊地发现，所有男女都不穿衣服。

半自愿半无奈，布拉洛夫妇成为砂岩社区的一分子。这是个性自由的俱乐部，“自愿共享伴侣以克服占有欲，得到精神和肉体升华”。这类社区在当时并不罕见，它们自比乌托邦，有的甚至打破传统家庭架构，过起群居生活，生下孩子集体抚养。

普通男人布拉洛无法享受其中，尤其是看到保守的妻子对砂岩越来越身心依赖。特立斯花大量时间和布拉洛呆在一起，同一个问题问10遍。没有录音笔，不带笔记本（“太重了”），只用一支笔和用衬衫纸板裁成的细长纸条做记录。

对记者来说，拿到料是最重要的事。而特立斯是那种手握猛料，反而会提醒被访者“你的故事很有趣，人们会很爱读，但是听着，家人会因此离开你吗？你会不会因此丢掉工作？”的人。在他看来，记者和被访者的关系不是信息的索取者和供应方，而是“一种私密的伙伴关系”：“我想陪他们共度时光，直到了解他们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