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55年，汉字第一次出现在欧洲的印刷出版物中。欧洲真正较系统地出现汉字是在基歇尔的《中国图说》中，阿塔纳修斯·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是欧洲17世纪著名的学者、耶稣会士。他1602年5月2日出生于德国的富尔达，1618年16岁时加入了耶稣会，以后在德国维尔茨堡任数学教授和哲学教授。在德国三十年战争中，他迁居到罗马生活，在罗马公学教授数学和荷兰语。他兴趣广泛，知识广博，仅用拉丁文出版的著作就有40多部。有人说他是“自然科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机械学家、哲学家、建筑学家、数学家、历史学家、地理学家、东方学家、音乐学家、作曲家、诗人”，“有时被称为最后的一个文艺复兴人物”。
基歇尔虽然著述繁多，但他1667年在阿姆斯特丹所出版的《中国图说》恐怕是他一生中最有影响的著作了。《中国图说》拉丁文版的原书名为“中国宗教、世俗和各种自然、技术奇观及其有价值的实物材料汇编”，简称《中国图说》（China illuserata）。
这部书共分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在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碑，共有6章，分别从字音、字义、解读三个方面全面介绍了大秦景教碑，并公布了一幅在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碑的手抄临摹本。这是在17世纪欧洲出版物中第一次公布这么多的汉字，这个碑文的汉字和拼音对欧洲早期汉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基歇尔的《中国图说》第一版1667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后，在欧洲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其神奇的内容、美丽的插图、百科全书式的介绍，给欧洲人打开了一扇了解东方的大门，一条通向中国精神世界的道路。一时洛阳纸贵，第二年就出了荷兰文版，1670年出版了法文版，1669年出版了英文版，它的内容后来被许多书籍广泛采用。这一点法国学者艾田浦（Etiemble）的话很有代表性，他说:“《耶稣会士阿塔纳斯·基歇尔之中国——附多种神圣与世俗古迹的插图》此书的法文版出版是在1670年，尽管编纂者是一个从未去过亚洲的神父，但此书的影响，比金尼阁的《游记》影响还要大。”
由于卜弥格在罗马学习时是基歇尔的学生，先后返回欧洲的卫匡国、白乃心（Jean Grueber）也都是基歇尔的学生，所以，在《中国图说》中关于中国的文献和材料基本上是卜弥格、卫匡国、白乃心三人提供的。
基歇尔在《中国图说》中公布了卜弥格所做的碑文汉字和注音，这是第一次在西方公布大秦景教碑的全部中文内容，第一次将碑文全部用拉丁字母注音。
虽然在卜弥格到达罗马之前，卫匡国已经将碑文的拓本带到了罗马，但在出版物中从未公布过碑文的中文全文。正是在卜弥格到罗马后，他将手写的大秦景教碑的碑文给了基歇尔，基歇尔在《中国图说》中全文发表。
这也是当时在欧洲第一次发表这样长的中文文献。这些中文文字对当时欧洲对中文的了解和认识产生了长期的影响。
对大秦景教碑碑文的注音工作完全是卜弥格和他的助手陈安德做的。卜弥格的做法是将碑文的中文全文从左到右一共分为29行，每一行从上到下按字的顺序标出序号，每行中有45-60个不等的汉字。碑文共有1561个汉字。这样碑文中的中文就全部都有了具体的位置（行数）和具体的编号（在每行中的从上至下的编号）。在完成这些分行和编号以后，卜弥格用三种方法对景教碑文做了研究。
卜弥格对碑文的语言学研究分为三个部分:其一是对碑文的逐字注音;其二是对碑文的逐字释义;其三是对碑文在逐字释义基础上的内容解释。在书中对碑文的逐字注音和逐字释义是将碑文的中文和拉丁文的注音、释义分开来做的，它们之间完全靠编号来一一对应。
根据我目前的认识，这很可能是在欧洲公开发表的第一部关于中文的字典，尽管该字典的排列将中文和拉丁文分开了。这既是卜弥格对欧洲汉学的贡献，也是基歇尔《中国图说》对欧洲汉学的贡献。
其二，他在碑文的解释中所注的纪年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因为，当时没有一个人知道中国的历史纪年，是卜弥格第一次介绍了中国的纪年。这个问题在后来的入华耶稣会士的汉学著作中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并对欧洲文化和思想史产生重要影响。
沙不列（Robert Chabrié）认为“惟卜弥格汉学肤浅，而其同伴华人，学识亦甚疏陋，所以，其译文不及一七一九年刘应神甫注释之文远甚。”（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三卷）这个批评有合理之处，因刘应（Claude de Visdelou，1656—1737）的汉学水平是比较高（参阅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卷，453-459页，中华书局1995年），而且，其译文又在卜弥格之后，他吸取了前人的成果，可以做得更加完善。但卜弥格的独特贡献在于：他对大秦景教碑的解释进一步促进了欧洲对中国的认识，特别是他对汉字的逐字注音对欧洲汉学是一个重要贡献，这在欧洲毕竟是第一次。虽然，罗明坚和利玛窦最早编制了中文和欧洲文字的词典《葡汉辞典》，但在欧洲并未公开发表。卜弥格的这个词典应该是最早在欧洲发表的中文和拉丁文对照注音和释义的词典。由此，在欧洲的汉学家，可以根据这个注音表来研究中文的发音特点。正如波兰汉学家爱德华·卡伊丹斯基（Edward Kajdanski）所说：“后来的汉学家（如门采尔或米勒，今天看来，他们还是最早的汉学家）根据这些汉字的编号，便可将它们编成按字母顺序查阅的词典。”
如果说不足，是卜弥格所做的第二部分：逐字的释义。因为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用一两个拉丁词来解释一个中文字，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大秦景教碑的中文本身并不是一部字典，中文每个字的字义是作为一句话中的字而显示出其字义的，单独抽出一个字，用拉丁文加以释义是很难的。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做法本身就是有问题的。第三部分对整个碑文的意译，从现在来看虽然理解上问题不少，但从解释学的角度是可以理解的。
1670年，三年后《中国图说》出版了法文版，法文版中增加了拉丁文版所没有的两个内容，一个是法汉对照词典，一个是汉文教理书《天主约要》。法文版《中国图说》中的《汉法字典》的作者是谁，它如何被编入《中国图说》的法文版，这两个根本问题都还未得到解答。
雷慕沙说既看到了卜弥格最早介绍大秦景教碑的文章，也看到了《中国图说》中的汉字。他在《卜弥格》一文中说：“卜弥格还写过一篇文章介绍1625年于西安府发现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这本书的最早版本包含一张图板，上面印有此碑的上半部分、一个十字架以及‘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九个汉字。不过特维诺选集中并未收入这张图板。”“基歇尔的《中国图说》和里奇奥尼（Giovanni Riccioli）的《地理改革》皆收录了卜弥格神父的其他短文。《中国图说》收入的最重要的莫过于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最早的翻译，同时附有大秦景教碑的图片字迹已经模糊不清。”雷慕沙认为，基歇尔所公布的卜弥格的这个碑文全文“迄今为兹，是为欧洲刊行的最长汉文文字，非深通汉文者不足以辩之。”（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三卷）这说明卜弥格在《中国图说》 中公布的这些汉字受到了雷慕沙的重视，成为他学习汉语的重要材料。
卜弥格与雷慕沙：中国植物的西传卜弥格这个人很倒霉，他的大部分著作在欧洲没有出版，他留下的大都是手稿，而且大都被人剽窃了。在17—18世纪的欧洲，关于中国的知识又神奇又稀少，因此传教士关于中国的著作就反复被转抄出版。卜弥格自己只留下一本著作是署名的，就是《中国植物志》。
因为卜弥格在海南岛生活了一段时间，海南岛是中国植物品种最多的一个省份，他自己也对这个很感兴趣，便出了一本书。他对植物及其用途、入药的加工方法都做了很详细的介绍，在此之前没有人这样介绍过中国的植物。
他这个著作虽然比较单薄，但对于欧洲来说是第一本。这本书是1656年12月在维也纳出版的。卜弥格在这本书中一共介绍了21种中国或亚洲的植物和9种中国的动物。卜弥格在这本书中充分发挥了他的绘画才能，为每一种植物和动物都绘了图，使这本书图文并茂，十分生动。
这本书受到了雷慕沙的关注，他说卜弥格“曾出版过一本75页的小册子，名曰《中国植物志》（对开本，由Rictius先生负责1656年在维也纳出版），书中介绍了二十多种有趣的中国植物以及一些珍奇的中国动物”。
例如，卜弥格在介绍中国的植物“大黄”时，首先是放一幅大黄的图，然后用文字介绍说：“大黄虽然生长在整个中国，但最常见于四川、陕西省和靠近长城的肃州，……那些生长着大黄的土地颜色是红的，因为得到了许多泉水和河流的灌溉，显得很肥沃。这种植物的叶子很大，它比两个手掌还长。它的背面发皱，表面光滑，边上有一层绒毛。它成熟后，就会萎谢，变得枯黄，最后便掉在地上。大黄的茎杆长到一个手掌那么高后，它的中部便长出一根柔嫩的枝桠，枝桠上开满了花（像大的紫罗兰花），从这种花中能够挤出一种像蓝色的牛奶样的液汁。大黄有一种刺鼻的气味，不好闻，它的根部或尾部都埋在地里，有一个、两个，有时候三个手掌那么长，呈灰色，不太好看。它所有的根丝都很细，向四面伸展。如果把这种根切成一块块的，里面就露出了黄色的瓤，瓤中带有红色的纹路，还会流出一种黄色的、或者略带红色富于黏性的液汁。如果将这些块状的瓤加以干燥处理，经验告诉我们，其中的液汁马上就会挥发掉。在这种情况下，根虽然是很纯粹的根，但完全失去了它的药性。因此，行家们总是把这种呈块状的新鲜的大黄放在一些长板凳上，将它们从各个方面不断地翻来翻去，这样，那些液汁便可留在瓤中。四天之后，再把这些块状的东西和其中已经凝固了的液汁用绳子系起来，挂在阴暗通风的地方，避免阳光的烤晒。冬天是把这种根刨出来的最好的时候。在这之前，根上还会长出绿色的叶子，这大概在5月初，也就是根中的液汁开始凝聚和药性最大的时候。如果我们在夏天，也就是在根上刚刚长出绿色的叶子，还没有成熟的时候，把它刨了出来，那么它里面的液汁便是黄的，它的表面会有红色的纹路，呈海绵状，很光滑。只有在冬天采集的大黄才是最好的大黄，满满一车新鲜的大黄值一个半埃斯库托，干燥后它会失去很多重量。七磅新鲜的大黄干了之后，就只有一磅多一点了。新鲜和呈绿色的大黄很苦，味道很不好。中国人称它大黄，就是很黄的意思。”
这里不仅仅是介绍了大黄的植物特点，也介绍了对大黄的加工过程。当时，中国的大黄是欧洲急需进口的药物。卜弥格的记载大大促进了欧洲对大黄的认识。
雷慕沙对这本书的配图和文字很感兴趣，他说：“首先值得一提的便是中国凤凰。书中所配的二十三张图并不算完美，但作者标注的中文名称颇有价值且足够精准，尽管这些名称在刻印的时候遭到了印刷工的篡改。”
“这是一种栖息在中国的非常漂亮的鸟。它如果被一个普通人见到了，就有可能发生不利于皇家的事情。这种鸟雄性的叫凤，雌性的叫凰。……它的头很像孔雀的头。中国人认为，它能预知未来，它的翅膀象征品德或正义，胯部（脚）象征顺从，整个身躯象征忠诚。这种鸟性情温和，可是它的身子的前半部像犀牛，后半部像鹿。它的头像龙的头，翅膀像乌龟壳，尾部像公鸡的尾。雄性的有五种非常漂亮的、闪闪发亮的颜色。这种鸟被认为是一种象征，在一些最大的官的官服上，用金线缝制了它的图像，但是这些图像不大于两个手掌。”对雷慕沙来说，由于《中国植物志》图文并茂，这对于他学习汉字很有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