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觉他依然活着，说学好外国语，做好中国人(3)

2016年7月28日深夜，曾写下这个标题，在经历了撕心裂肺的道别后，想写几行字，但每次的尝试只是让自己泪如雨下。2017年6月，在伯父周年祭前，试着以稍平静的心情，用幼稚的文字来纪念我的伯父。

真正接近伯父，是在复旦大学英语系读本科时才开始的。那是我第一个离开余姚老家的中秋节，伯父请了自己的博士生和硕士生聚餐，也带上了我。第一次离开父母，很是想家，居然被大伯看出了心事。他说：“以后要想家，就到九宿舍来找大爹。想吃什么，让胖阿姨烧。”不光是挂在口上，他把自己书房的书桌腾了出来，只要我去，就让我在书房做功课，自己在饭桌上写文章或看词条。从那以后，九宿舍就成了我在复旦七年的第二个家，伯父也被余姚方言的大爹所替代。和大爹的邮件往来都是英文，里面称他为big dad, 或简称为BD。

刚开始在英文系读书，成绩不好，跟那些从外语院校附中出来的同学们比，口语和写作都显得笨拙。到大爹那里去哭诉，他说：“你爷爷那时就说你是个林妹妹。不要遇挫就哭，分析一下哪方面不好，对症下药。”那个阶段，他几乎每天晚饭散步后给我做英文听写，开了书单，给我布置了每周的阅读量，送了我调频收音机，让我每天听广播。最初的语言关的坎过了以后，他开始让我每周交一篇英文散文，当场修改。大爹批改文章总是会画上他标志性的“眼睛”，从语法错误到用词不当，毫不留情地画上“眼睛”。在我怠工偷懒时，他会提醒我写文章的重要性：“学外语的人，不光要输入，还要有输出。每年输入一百万字，要输出至少一万字，这样才能有质的提高。”当然严格之余，还是有乐趣。他会到小摊上买最新的英美电影DVD，然后老少一起看，不显示字幕，听不懂的地方有时还会讨论一下。那时流行的“老友记”，他买了全套让我尽兴地看。在大爹的监督下，我的英文水平提高不少，更重要的是他对待学问的认真劲，对待每个字和每个标点都一丝不苟的态度，也给我刻下了烙印。

大爹对我的教育没有仅仅停留在语言层面上。他总是强调，人要有思想，要关心时事政治。他鼓励我看“闲书”，话题涉及政治、哲学、宗教、经济、文化和艺术。他和学生同仁的聚餐不光是“改善生活”，更是精神的交流。他的敏感性，不光是停留在词汇上，对时事政治和社会生活也有高度关注。大爹对我更深层次上的熏陶是他做人的原则。他为人真诚，不会媚上欺下。他和复旦周围的小摊贩，不管是卖手机卡的还是理发师傅，都平等相待，从来不会摆教授的架子。他经常嘱咐我，对身处困境的人一定要尽力伸手相助，自己也是以身作则，对需要帮助的教师工友慷慨解囊，不求回报。

作为学业和人生上的导师，大爹是严格的，但是作为“大爹”，他对我像父亲一样慈爱，给予无微不至的关心。他老是嘲笑自己“十个指头是绑起来的”，缺乏生活自理能力，什么事情都要靠胖阿姨照顾，但是为了我，会跑得老远买我喜欢吃的椰子酥，每个周日都会买好让我第二天带到寝室吃。大三那年，我到美国交流学习。和大爹每天邮件往来，有时我要是忘了写邮件，他会打电话到宿舍问询，直到了解到一切平安，他才罢休。连我当时的室友都跟他在电话上成了熟人。我回到上海后，他交给我一本厚厚的打印装订成册的本子，里面是我们所有的邮件通讯，我发给他看的文章，我对在美国发生的一段感情纠葛的倾吐。他认为，这是我一年的成长记录，以后翻看会挺有意思。有时翻看以前的通信，才深感什么叫循循善诱，而且是诲人不倦。

记得那次是带着我的女儿去看大爹。他照例准备好了冰淇淋，然后带着我女儿到花园里去找那两只喜欢在他窗台上晒太阳的猫。他指着大书桌对女儿说：“以前你妈妈就是在这里做功课的，你以后也到复旦来，大外公教你学英文。”

那竟成了我们的最后一次相见。

本文节选自《我的伯父陆谷孙》一文

来源：南方周末网

谢谢陆先生

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 卢丽安

如果不是陆谷孙老师同意聘任我，我是无缘到复旦大学外文学院任教的。陆先生“赌”了我， 我“赌”了我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