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觉他依然活着，说学好外国语，做好中国人(2)

陆先生那时给我的最深印象，就是声如洪钟，讲课时的声音，在教学楼的走廊里好远就能听见。在给我上过课的老师中，只有两位有这样穿透力强的声音，一位是陆谷孙先生，还有一位就是研究语言学的程雨民先生了。我们入学时，程先生正做复旦外文系的系主任。

陆先生上课的洪亮声音，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他上课其实是很用力的。这门课他一直坚持讲授到74岁，直到他因腔梗住院后才停止，两年之后他就去世了。

后来读他的文章《英文系里的那三个大佬》，才知道他读硕士时的导师徐燕谋先生，在他本科时也教英美散文这门课。所以，陆先生的这门英美散文课，还真是渊源有自。

后来他曾对我们说，自己刚做教师时上课前会很紧张，就仗着年轻精力好、记性好，第二天要上课，前一天就把要讲的内容全部背下来。后来年纪大了，虽然是不再把上课的内容背下来，但上课的前一天晚上，有时还是会兴奋得睡不着。想想看，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师，在上课之前，还因为要面对学生而兴奋得睡不着，这种精神实在是很难得的。

认识陆先生之后，就常常去他家里聊天。因为知道他忙，不敢久坐，一般只聊个半小时、一小时，当然有时陆先生谈得高兴，也会“失控”。1990年朱镕基出访香港，陆先生担任首席翻译。朱镕基与港督卫奕信会谈时，卫奕信引了莎士比亚的剧本《哈姆雷特》里“存在还是灭亡”(To be，or not to be)这一段著名独白里的话。陆先生笑道，“这还不是‘大路’莎士比亚，所以我就接着背了下去。”他对莎士比亚的熟悉，让港督大为吃惊。

当然，陆先生在谈这些话题的时候都是兴之所至，讲到哪里就是哪里，并不按时间顺序。

编词典的工作有什么特点呢?一个是琐碎，还有一个是总量巨大。《英汉大词典》最后收词20万条，总字数约1700万字，都是一个个词、一个个句子地抠出来的。

陆先生当时给我们看过他作为主编改过的校样，每一页上都是他密密麻麻的修改意见。他50多岁的时候去体检，医生就说他的视网膜老化得厉害，像70多岁的人的视网膜。

从大词典编辑室下班回家的陆先生，晚上还要看稿。那时候他抽烟、喝咖啡。用他的话来说是“刺激神经”，来保持对语言的敏感度。那段时间对他的身体的伤害很大。

晚年的陆谷孙先生开始思考自己的“遗产”的问题。他开始整理自己这一辈子的工作，比如把他莎学研究方面的文章，搜集编为《莎士比亚研究十讲》一书;又把他多年来讲授英美散文这门课的讲义，在学生的帮助下编为《20篇：英美现当代散文》一书。

也许是感觉到时不我待，他没有放慢速度，反而以加速度前进。他开始更勤奋地笔耕，写作了许多散文。他的《余墨集》《余墨二集》这两本书，收录的主要都是他六七十岁之间的文章。尤其是在70岁之后，陆先生在短短的几年里翻译了李尔的《胡诌诗集》、麦克林恩的《一江流过水悠悠》、格林的《生活曾经这样》和毛姆的《毛姆短篇小说精选集》。

2014年他因突发腔梗入院。当时已影响到大脑的语言中枢，陆先生想说的话和说出来的不一样。所幸用药对路、及时，血栓溶解，没有留下严重后遗症。我去医院看他，发现去看他的人很多，大家在病房外排队，每个人进去5分钟。陆先生跟每个人都要谈一会儿。当时我就觉得他太累了，即便是生病了还是那么累。

到2016年7月22日深夜再发脑梗之前，陆先生一直都全身心地投入于《中华汉英大词典》下卷的校改工作。他对词典编纂工作的献身精神，可以不折不扣地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来形容。

陆谷孙先生曾说，“编词典就是与时间赛跑”。是的，他是一生都在与时间赛跑着!

本文节选自《苦吟清漏迢迢极 丽文琼章开后学——记复旦大学杰出教授陆谷孙先生》一文

来源：学习时报微信号

我的伯父陆谷孙

复旦大学校友 陆晓星

小时候，陆谷孙大伯是家族中被年幼弟妹崇敬的长兄，是我逢年过节才有机会去拜望的大伯。那时的伯父是让我远望着的大学者，让人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