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消费主义大潮袭来(2)

华懋饭店最高级的房间是临江的“九国套房”，每个客房都根据不同的风格主题设计，“印度套房内布满了金银丝镶嵌的装饰石膏和孔雀色的穹顶图案，中国套房的餐厅和客厅隔着一道月洞门，还有诸如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时期的风格、现代法式的风格等等的套房，以满足偏好各异的人们”。每个客房内都设有蜂鸣器，轻轻一按就有400多名随时待命的服务员送上各式服务，客房的送餐服务包括马德拉白葡萄酒、鹅肝、松露、樱桃酒腌泡的碎萝卜烹饪而成的苏沃洛夫熏鸡。每天早上，侍者细心准备好《字林西报》送进酒店上下205个房间。酒店内设的餐厅由法国主厨带领70多名中国厨师操持，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食材：波斯的无花果、里海的鱼子酱、加州的桃子、澳大利亚的黄油、法国佩里戈尔的鹅肝……与舞厅同一层还有阅览室，厅内最好的位置可以俯瞰外滩的夜景。新兴的有钱有闲阶级已经开始享受来自全球的最好的娱乐。

一掷千金与饿殍遍地

与消费主义大潮一同兴起的还有中产阶层，当年为洋商行工作的买办们的子女已经长大成人，且各个光鲜亮丽。富人阶层的生活更是一掷千金，《项美丽与海上名流》写道，创办华懋的维克多爵士的一个充实夜晚：晚饭过后他前往卡尔登大戏院看拳击赛，戏院内的舞厅可以容纳2000人，天花板是巨大的镶嵌玻璃。离开戏院，他来到德尔蒙夜总会饮酒作乐，这家法租界的夜总会有从哈尔滨火车站雇来的美丽的白俄罗斯女侍者。随后他到达西藏路的一家卡巴莱夜总会，这家夜总会有黑色的“猫女郎”。凌晨四点他才回家休息，在维克多看来，上海是一座能令人消遣狂欢到凌晨的城市，是值得投资的城市。这或许是许多上海新兴中产阶层的典型生活方式和对这座城市的预期。

这段时间是上海昙花一现的和平稳定时期，是这座城市二十世纪前期繁荣的巅峰。《项美丽与海上名流》写道，在美国大萧条的高潮时期，一位上海的洋行经理的薪资达到25000美元，无需缴税，足以买下十到二十个佣人，拥有一座船屋，一辆新的别克或福特汽车，以及一位私人司机。如果是已婚夫妇，可以以每个月250美元的价格在法租界租一套带两三英亩土地的别墅。

然而上海还有另一面，饥饿驱使上海最底层的民众走向难以想象的极端：曾主持建造上海国际饭店的斯洛伐克建筑师邬达克曾目睹这样一幕：一个富有的中国男人从豪华轿车探出头来，将刚吃的丰富的一餐吐了出来，街边的乞丐立即涌了上来，争抢着将他的呕吐物吃光。初到上海的一个美国DJ在公共租界散步时，看到一位中国老妇人正端着一碗米横穿北京路，她在马路中间停下脚步弯下腰，试图从路面捡回一粒掉落的米，这时一辆豪华轿车疾驰而过，撞碎了她的后背，老妇人当场气绝。震惊之下，他走到外滩，又看见一位年长的中国妇女正在黄浦江边清洗一个类似脏拖把头的东西，走近一看，发现原来是从大街上捡来的面条。这些面条先是被食品推销员丢弃，又被煤炭卡车的轮胎染成了黑色。洗完面条后，她会把它们以几个铜板的价格卖给街头小乞丐。一位警察说，这河里不是个清洗食物的好地方，他每天都能从河里打捞到七八具尸体。

从华懋饭店走出来的体面的客人们首先注意到的是街上残酷的贫穷。华懋门前有两个臭名昭著的乞丐总在酒店门口徘徊，其一绰号为“头顶灯”，因他脑袋上总是顶着一支燃烧的蜡烛；另一个是被称为“哭神”的女人，随时能流出眼泪。更令人心碎的是那些南京路上的小乞丐，一边追着黄包车上的富人跑，一边喊着英文顺口溜：“没有妈，没有爸，没有威士忌苏打。”

书中还提到，工部局警务处的人会控制乞丐的流量，定期把公共租界的近两万名职业乞丐赶上货车，运到遥远的乡下，丢弃在沿途的各个村落中，至于剩下的事情就交给疾病和饥饿。1935年，单是公共租界便收了5950具尸体。

天桥的兴起与市民的“消费升级”

北京的大部分居民仍选择在庙会和旧货市场购物。据《民国北京城：历史与怀旧》介绍，在当时的北京人口统计中，贫民的比例按照贫困线划法的不同可以是25%到75%之间任何一个数字，他们中有赤贫如洗的，也有可以勉强度日但手头上绝对没有余钱的。按照陶孟和1930年的调查，北京的低收入者与中等收入家庭如商店职员、警察、教师、手艺人、人力车夫等，占了全北京人口的75%。他们负担不起公共交通（如重点建设的电车线路），玻璃杯等现代器皿对他们来说是奢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