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与法国传教士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五塔寺）耶稣会士碑陈列区伫立着与几座众不同的墓碑，墓碑上镌刻着拉丁文和中文，这是清朝法国在华传教团正福寺墓地的幸存之物。其中有法籍耶稣会士张诚、白晋的墓碑，今年是他们入京330周年。

张诚（1654-1707），本名佛朗索瓦·热比雍（Jean-Francois Gerbillon），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白晋（1656-1730）又名白进，原名若阿基姆·布韦（Joachim Bouvet），也是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1687年7月23日，张诚、白晋一行踏上中国的国土，但没有能够立即入京。浙江巡抚金鋐就张诚、白晋一行的到来向礼部递交呈文，礼部要求地方当局将其递解出境。南怀仁获知法国耶稣会士到达中国，致函在热河的赵昌（内务府官员，官方与传教士的联络员）转达皇帝，这些人是带着珍贵的数学仪器和书籍而来的，是南怀仁的同僚。由于南怀仁深得康熙帝的赏识和信任，几经波折，1688年2月7日张诚、白晋一行终于来到北京。而张诚、白晋到京的前几天（1688年1月28日），南怀仁去世。

1688年5月30日清晨，以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索额图和内大臣、一等公、国舅佟国纲为首的全权代表团离京，前往色楞斯克与俄国谈判，徐日昇与张诚作为拉丁文和欧洲语言的翻译随团参加。在谈判过程中，张诚作了大量的翻译工作。康熙帝对尼布楚条约的签订非常满意，亲自到离北京八天路程的地方迎候谈判团归来。索额图对张诚称赞道：“如此艰巨之事，卒能成功者，实张氏之功也。”

1693年6月，白晋作为康熙帝的特使，携带中国皇帝馈赠法王路易十四的一批珍贵礼物暨49册装潢精致的书籍，在众多侍卫的护送下，白晋离京返回法国。1694年1月在澳门启航，经过长时间的航行，终于在1697年回到巴黎，身着中国长袍的白晋在法国宫廷引起巨大轰动并引发“中国热”。为了获得国王的支持，顺利地完成招募传教士的任务，白晋向国王路易十四呈送秘密报告，详细介绍了康熙皇帝本人和有关中国的种种细节，这就是对后世有巨大影响的《康熙皇帝》。正是通过这份报告，白晋得到了法王路易十四的信任，招募传教士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1699年3月6日自拉罗歇尔港口出发，白晋带着8位教友，于1699年10月5日到达广州港。康熙帝得知白晋返回的消息后，特地派人专门在广州迎接。

张诚参加尼布楚谈判之后，有感于中国东北部地理知识缺乏而无法绘制地图，故在1689年和1690年两度向康熙帝建议组织一次全国大地测量。

1700年白河（海河支流之一）决堤，这种情况使康熙确信有必要对京畿地区进行一次详细测量，以寻求防止河流泛滥之法。白晋、雷孝思、巴多明等人受命从事测绘，范围包括各处皇家行宫别院和1700座城镇或乡村。这张图在70天内完成上交，是一幅“人们可能在欧洲见过的最大的地图”，令康熙帝感到满意。此后，他们又绘制了长城地图。自此绘制清朝全图的帷幕就此拉开。从事测绘中国全图的12名传教士中，先是塞外平原，然后是边疆，其足迹遍布中国各地，最远到达新疆、云南等地。截至1717年1月，各地的测绘工作都已经完成。1718年编辑完成中国全图，康熙五十八年（1719）初，此图上呈康熙帝御览，题名《皇舆全览图》。

通过绘制全国地图，康熙帝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中走出来，运用科学的绘图方法明确国家的疆域，从而奠定了今天中国版图的基础。

张诚参加尼布楚谈判之后回到北京，开始为康熙帝讲解西学，用两个月的时间讲完欧几里得四条定律，又讲法国数学家巴蒂的《实用和理论几何》，还讲了对数，并帮助皇帝用对数表分析三角和进行乘法演算。在康熙帝的支持下编成了一部介绍西方数学知识的百科全书《数理精蕴》，收入了张诚、白晋等人的数学译稿。

白晋来京后，很快就学会了满文，为康熙皇帝讲授几何学，用满、汉文分别编写了许多数学专著，康熙帝对此非常欣赏，并亲自为之作序。他还为康熙帝编写了一份人体解剖学讲稿，其中引用了法国医学家和法国王室科学院院士的新发现。

康熙三十二年（1693）五月，康熙帝感染疟疾，久治不愈。张诚、白晋等进献金鸡纳霜。先是由四大臣试验，给疟疾患者服用，即愈，四大臣又自服，亦无恙，遂奏闻。康熙皇帝服用后，不日即康复。病愈后，康熙帝将西安门内前辅政大臣苏克萨哈旧府，赐给张诚等修建天主堂，名救世主堂（即如今位于西什库33号的老北堂）。康熙三十八年（1699）救世主堂扩建，康熙帝赐银两、物料，并亲赐匾额“万有真源”，自此天主教北堂名冠京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