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消费主义大潮袭来

■陈梦溪

民国时期，在商业主义的肆意鼓舞下，消费欲望日益膨胀，这在老舍等人看来是社会的毒瘤，正迅速侵蚀着人们的道德情操，包括他们的爱国心。董玥所著的《民国北京城：历史与怀旧》一书中便详细介绍了北京在上世纪初发生的剧烈变化，现代化的市场体系为这座城市创造了一个新的消费者的阶层，显然也促成了一个新的社会等级体系，王府井就是典型的代表。消费既可以毁掉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也可以确认一个人的社会地位。

在另一本近日出版的《项美丽与海上名流》中，年轻的美国女作家蜜姬（艾米莉·哈恩）来到上海并担任《字林西报》的记者，随后她与上海滩名流邵洵美坠入爱河，邵洵美为她取了中文名字“项美丽”。她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见证了一个城市的崛起，见识了上海最纸醉金迷的上流社会的奢华生活，也目睹了饿殍遍地，战乱不断，人人自危的人间炼狱。

百年前，在商业大潮兴起后，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消费主义又如何影响到大都市的规划布局呢？

王府井时尚潮人与外滩高级套房

上世纪二十年代北京，忽然失去了首都的光环，商业类型却持续迅速增长。1909年到1911年短短两年间，全城出现了40个行业组织和4541家店铺，到1935年，日本人做的一项调查列出了92种职业和12000家店铺。《民国北京城》的作者董玥认为，此时的商业区已经取代了行政机构变成了影响北京城布局的重要因素，而消费的速度更是明显加快，商品的种类不仅限于蔬菜、针线，基本上日日有供应，不用等几周或一个季节。

富人们开始逛百货商店，“作为民国时期最大三个商业中心，王府井、西单和前门地区构成了一个三角形，这片三角形的内部和周边地区住的是北京最富裕的居民”。王府井卖的东西都是最时尚的衣料，高级的化妆品，就算是日用杂货也是讲究的，而且不分春夏秋冬，抓住了现代消费的精髓。

王府井是公认的洋气十足，书中摘了这样一段描述：“来往的行人自然是些大摩登、小摩登、男摩登、女摩登之类，到夏天都是袒胸露乳，在马路上挤来挤去……到了东安市场，一进大门，便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香气……陶醉在这纸醉金迷的市场里。到晚上，电光争明，游人拥挤，谁初次来临不感到头晕目眩，眼花缭乱呢？”

那时北京城新兴的高档购物中心非王府井和西单莫属了，而西单又是模仿王府井的模式。王府井的商店服务的对象是各国外交官、传教士、教授、协和和德国医院的医生、富商等，王府井是当时北京时尚的源头，店主们订阅西方的时尚杂志， 董玥看来，这意味着一个不小的变化：金钱可以越来越轻易地转化为社会等级，这让很多北京居民感到不安，因为历来权力都是以政治而非经济为基础的，而王府井在推行新的消费理念的同时，也保有一些旧式的消费秩序，“作为新型消费的标杆，王府井的店家是以外国列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及象征权力为后盾的”。

与北京失去首都地位的失落和资源的流失相比，上海日益崛起逐渐从一个远东不起眼的西方贸易集散地成长为国际闻名的大都市，成为亚洲大陆上最大的城市、世界第五大都会，在东亚人口密度仅次于东京。

《项美丽与海上名流》描述，在美国经历大萧条的1929年，中国上海有22000座新建筑落地。1935年左右的上海华懋饭店，是全世界最奢华的五六家酒店之一。有文章将华懋饭店形容为“与曼哈顿最好的酒店齐名，收取曼哈顿的价格”。外滩几十年间地价暴涨，1843年，每英亩的土地只价值68美元，到了1935年涨到1430000美元。一个名叫维克多的爵士抓住商机，请来当时世界上最好的设计师，用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让它亮相外滩，成了外滩最时髦奢华人群的聚集之地。在这里不但能够享受宾至如归的服务，从客房的窗户望出去，还会震撼于南京路和外滩交会处惊人的人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