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说家，有着一个不知该怎(5)

纳博科夫：我想不起博尔赫斯用过任何双关语，但话说回来，我读的只是他作品的译本。无论如何，他那些精致的小故事和微型弥诺陶洛斯，跟乔伊斯的宏大机器毫无共同之处。我在那本最明白易懂的小说《尤利西斯》里头也没发现太多的哑谜。另一方面，我讨厌《芬尼根守灵》，华丽的词汇组织如癌细胞般生长，饶是如此，却也不能拯救那个快活得可怕的民间传说，还有那个简单的、太简单的寓言。

《巴黎评论》：你从乔伊斯那里学到了什么？

纳博科夫：什么也没学到。

《巴黎评论》：哦，别这样说嘛。

纳博科夫：詹姆斯·乔伊斯没有在任何方面对我有任何影响。我第一次与《尤利西斯》的短暂接触是一九二〇年左右，在剑桥大学。当时有个朋友，彼得·穆若佐夫斯基，他从巴黎带了本《尤利西斯》来，在我宿舍里一面跺着脚来回地走，一面对我念了一两段莫丽的很刺激的独白——这话也就在你我之间说说，是全书最弱的一章。直到十五年之后我才读了《尤利西斯》，而且非常喜欢，那时我已是个混得不错的作家，不情愿再去学习什么，或者忘掉什么已经学过的东西。我对《芬尼根守灵》不感兴趣，所有用方言写成的地方性文学我都觉得兴味索然，即便是天才的方言。

《巴黎评论》：你不是在写一本关于詹姆斯·乔伊斯的书吗？

纳博科夫：但不是只写他。我想做的是发表几篇关于几本小说的文章，都在二十页左右——《尤利西斯》、《包法利夫人》、卡夫卡的《变形记》、《堂吉诃德》，等等，都以我在康奈尔和哈佛的讲座手稿为基础。我记得曾经在纪念堂里当着六百个学生的面高高兴兴地把《堂吉诃德》、一本残忍而又粗糙的老书一撕为二，有几个比较保守的同事当时瞠目结舌，非常尴尬。

《巴黎评论》：那么其他人的影响呢？普希金怎么样？

纳博科夫：在某种意义上——这么说吧，不比托尔斯泰或者屠格涅夫受普希金艺术的骄傲和纯洁的影响更大。

《巴黎评论》：那么果戈理呢？

纳博科夫：我很小心地不从他那里学任何东西。作为一个老师，他有些可疑，且危险。写得最糟糕的时候，比如他那些乌克兰的东西，他就是个一文不值的作家；写得最好的时候，他是无可比拟的，是不可模仿的。

《巴黎评论》：还有别人吗？

纳博科夫：H.G. 威尔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他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作家。《深情的朋友》《安·维罗尼卡》《时间机器》《盲人国》，所有这些故事都比贝内特或者康拉德的任何小说好得多，事实上，胜过威尔斯所有同时代作家所能创作的任何小说。当然他的社会学观点完全可以不去管它，但是他的浪漫作品和奇幻作品是一级棒。有一次那才叫尴尬，那天晚上我们在圣彼得堡的家里吃晚饭，威尔斯的译者金娜塔·凡格洛夫猛一转头，向威尔斯宣布道：“要知道，你的作品中我最喜欢的是《失落的世界》。”“她是指火星人输掉的那场战争。”我父亲飞快地说。

《巴黎评论》：关于你夫人与你的合作，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纳博科夫：二十年代初的时候，我的第一部小说是在她的主持下完成的，她是顾问加法官。我所有的故事和小说都至少会对着她念两遍；她打字、改样稿、检查多种语言的翻译版时会全部再重读一遍。一九五〇年的一天，在纽约州的绮色佳，我纠结于一些技术上的困难和疑惑，想把《洛丽塔》的前面几章都扔进花园的垃圾焚化炉里，是我妻子阻止了我，鼓励我再缓一缓，三思而后行。

《巴黎评论》：你跟你作品的译本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纳博科夫：如果是我和我妻子会的语言，或者是我们能阅读的语言——英语、俄语、法语，以及一定程度的德语和意大利语，那么就完全是严格地检查每个句子。如果是日语或者土耳其语的版本，我就试着不去想象有可能每一页上都有的灾难性错误。

《巴黎评论》：你未来有什么工作计划？

纳博科夫：我正在写一部新的小说，但是无可奉告。另一个我已经筹划了一段时间的项目是出版我为库布里克写的《洛丽塔》的完整剧本。他的电影从剧本中借用的部分刚好还能让我保持剧本作者的合法身份，尽管如此，电影本身只是我想象中的那部精彩作品的模糊寒碜的一瞥，我在洛杉矶的别墅里工作了六个月，一幕一幕地写下来。我不是要暗示库布里克的电影很平庸；就它自身而言，它是一部一流的影片，只不过跟我写的不一样。电影以其歪曲的镜头使小说变形、变粗糙，总会让小说带上一点poshlost的痕迹。我觉得库布里克在他的作品中避免了这一错误，但是我永远不会明白为什么他没有追随我的指导、我的梦。太遗憾了；不过至少我可以让人们阅读我的《洛丽塔》剧本的原稿。

《巴黎评论》：如果说你会因为一本小说被人们记住，只有一本，让你选择的话，你会选哪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