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曾发明上海话的音节文字：似母语又似驱(2)

　　“上海土音字写法”的发明和启用符合高第丕的初衷——提高识字率。高第丕在日记中表达过对文盲率的担忧，他说自己面对的中国人里至少70%没有读写能力。这是身处上海的高第丕的乐观估计，毋宁说其它地方。面对汉语这一体量巨大的同音异义象形文字(homophonic hieroglyphics)，高第丕时常抱怨传教士和本地牧师知难而退、不思进取。正如《巴黎圣母院》中，雨果通过副主教之口说出“这个将要杀死那个”，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使读写能力世俗化。但对当时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结构而言，读写能力之于大多数人并不重要，欧洲意义上“德先生”和“赛先生”的门从一开始就关闭着。站在高第丕的角度来看，“上海土音字写法”是积极的实践，它多少改变了传教活动的无力感，成为连接基督教世界、现代西方和中国的纽带。然而高第丕的急功近利、偏见和东方主义观念间接地宣告了这一发明的死刑，成为晚清社会的一个转喻，转喻的本体是殖民的、压缩的、催熟的晚清现代性。

　　高第丕在创立“上海土音字写法”前饶有意味地说：“大量表意汉字超出了他们的能力……但新目标、新关系和新思想必须全方位地、持续地跟进，用某种方式传授口语和写作表达能力。”他说这话时意识到汉字的体量和复杂程度是读写能力民主化的障碍，同时也意识到，尽管拉丁字母能将思想具体化，但受众没有能力接受它。接着他补充道：“中国的象形文字就像他们的埃及先辈一样，注定要到坟墓里去。”在高第丕的日记中，古希腊语、拉丁语、古埃及象形文字和汉字属于同一历史范畴，即启蒙理性依赖的线性时间：“现代欧洲人早就不用古希腊语和拉丁语交流了。”如本雅明所言，理性在均质而空洞的线性时间中传播着进步概念。这是启蒙的同一性原理，也是在该视野下，中国凝缩、固定在黑格尔历史哲学范式下的早期文明阶段，俯视视角的传教士将理性之光和历史目的带到了东方。

　　传教士的悖论在于，它违悖了弥赛亚时间。弥赛亚降临的时刻一推再推，宗教救赎的渴望在延宕中消弥了。基督教的遗产被牛顿和莱布尼兹挑战，作为替代品，传教士跳到了线性时间的“历史洪流”中，向“上游”的晚清中国带来了科学和理性。不像同时代一些对汉学感兴趣的传教士把基督教经典改编成《三字经》等传统开蒙读物教人阅读，我们很难从高第丕的日记里发现他对中国文化正面的评价，反而有许多这样的措辞：“中国愚笨的军事战术、医学、宗教、哲学和天文学早该淘汰了。”这些统合的国民性描述符合他传播科学与理性、推广现代西方社会规范与实用观念的目的。然而，高第丕依然用本土的语言转译对当时的受众来说具有争议的知识，他的妥协性选择貌似更接近汉字的书写方式，殊不知却远离了它，主体与客体的知识被“发明”了出来，但在地化的现代性实验失败了。

　　也许能以今天一个汉语为母语且具备读写能力的人的眼光来看这套符号系统的殖民色彩。这套上海话符号有种异样的诡秘，乍一看是自己的母语却又像道教的驱魔符文，用熟悉的笔画拼凑陌生的、似是而非的整体。语言文字在被拆解重组的侵略行为中展现出力量，心灵的震慑犹如抵港东京湾的黑船，语言和国家的封闭状态被某中“翻译的现代性”打开了。与其说是诡秘，不如说它带来了恐惑。这种感觉还不同于同样借汉字笔画发明的西夏文字。高第丕日记的字里行间充满了“我能了解你”的自信，因为身处历史长河“下游”的自己自信能从欧洲先贤那里明白“上游”的事。鉴于这种自信，“上游”应该接受这股推力。不平等的逻辑产生了恐惑的结果，我们感受到来自母语的威胁，威胁到母语操持者的主体性地位。可惜高第丕发明的音节文字并没有推广开来，他也没有凭借该系统达到宣教和经济干预的目的，这套符号系统很快就被淘汰了。

　　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