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少川 ：薛忆沩及其异类系列小说

《文学教育》

2018年 二月刊

薛忆沩及其异类系列小说

作者：江少川

一.坚守异类的小说创作

隐居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山下的薛忆沩，一度其身份曾经使读者扑朔迷离，他不是深圳的作家吗？理工男出身的薛忆沩，何以弃理从文？早在北京航空大学（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读书时，他就酝酿着自己的文学梦。大学二年级，他在北航图书馆的期刊阅览室里读完马尔克斯的《没有人给他回信的上校》，感动得“第一次”为文学作品流下眼泪。本科毕业之后他没有在所学的理工方向深造，而是转向文学创作，并且攻读英美文学硕士学和语言学博士学位。薛忆沩认为：促使我走向文学之路的契机应该是中国大陆始于1978年底的思想解放运动。它的大背景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而它的“主旋律”是以存在主义为旗帜的西方哲学思潮。我的基础教育横跨整个七十年代。七十年代无疑是我“成长期”中最关键的阶段。

迄今，薛忆沩已出版有长篇小说《遗弃》、《白求恩的孩子们》、《一个影子的告别》、《空巢》、《希拉里密和我》、短篇集《首战告捷——战争系列小说》、《出租车司机“深圳人”系列小说》，随笔集《文学的祖国》，《一个年代的副本》、《与马可波罗同行》、《献给孤独的挽歌》等。我与薛忆沩有过一次深度的学术对谈，从中可以窥察到这位作家个体的灵魂世界。我将下面摘取的对话片断概括为三个关键词：“精神探险”、“永恒主题”与“重写革命”：

江少川教授与薛忆沩

其一.写作是孤独的精神探险。

江少川：你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界最独立特行的人物：从来没有加入过作家协会，也几乎没有参与过官方组织的文学活动。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你的写作一直是“在野”的写作。你的文学也一直独立于“主旋律”，是个人的追求，孤独的追求，也是最纯粹的追求。这种独特的文学状态是出于性格还是出于信仰？

薛忆沩：我想两者的原因都有。我生性就比较孤僻，对任何性质的集体活动都持怀疑和抵触的态度。在大学毕业的前一年，北京高校的学生有机会参加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国庆三十五周年的庆典。我们整个年级有近八十个学生，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参与“同乐”。同时，我也坚信文学是个人的事业，是孤独的事业。与同行真正面对文学的切磋当然非常重要。但是，我很清楚，所有与物质利益挂钩的大集体和小圈子都很容易将文学变成低级趣味，都非常危险。是的，在文学上，我一直保持着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意志。这种独特的文学状态当然让我受益无穷，但是它也给我带来过许多的尴尬和困难，比如在五十岁之前，我几乎没有得到过文学奖的光顾，无疑是同辈所谓著名作家中在这方面的“翘楚”。

其二.个体生命的困惑是作品的总主题。

江少川：知识界评价《遗弃》是中国少有的探寻个人存在意义的“哲理小说”。何怀宏教授借用《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称它是你“寻求永恒的最初那一段旅程”。你完成《遗弃》第一版的时候年仅24岁。你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境况中完成这部作品的？在很多人可能都还“不省人事”的年纪，你的作品中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密集的哲理呢？

薛忆沩：《遗弃》是1988年在长沙酷热的夏天里用急行军的速度完成的。整部作品可以说是一个年轻的思想者和写作者对现实、历史以及生命的深层焦虑的集中宣泄。充满精神追求的八十年代即将结束了：《遗弃》的主人公像许多在思想解放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同龄人一样对个人和世界的前景开始出现了深层的焦虑。小说的题记经常被人引用：“世界遗弃了我/我试图遗弃世界”。它表明《遗弃》是一部探讨“我”与“世界”之间关系的作品。“我”与“世界”的关系是文学永恒的主题，

其三.挑战自我，发动“重写”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