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传教士保禄•维亚尔与汉夷杂区社会(3)

夷汉民族之间尽管存在对立和矛盾，但融合也有较明显的体现，即使是对汉族存在较大偏见的保禄•维亚尔也说：“我承认，部分倮倮已被汉人驱逐出平原，移居高山；部分倮倮家庭为求自保选择了汉化；我也承认部分部落因各种各样的原因，正努力模仿汉人。”在他刚到达路南传教时，与倮倮的交往是依靠汉语，因倮倮至少是倮倮男子，对外大多都可以用汉话来交流。据他观察，“倮倮的占卜书看起来比较近代，也许是从汉语中转译或改写过来的。对此我并无证据，但是随着对倮倮的了解加深，我更相信这种习俗是外来的”[22] 。在婚姻习俗上，汉人在孩子还年幼时就给他们订亲，这个习惯也开始传入撒尼人那里。而且，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交往应较为频繁，保禄•维亚尔在记载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时，曾记载下这样的场景：“路南的少数民族男男女女每年都从山上下到平原帮工，到自己田里的庄稼熟了再回去。每天早晨，大家都带着工具聚集到村里的场地上，等候雇主来挑选。因为他们说话少，干活多，因此汉人比较喜欢雇佣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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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风”吹入后的路南社会变迁

特权保护下的法国传教士的进人，使当地的社会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在距离云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昆明并不遥远却仍显封闭的路南，保禄•维亚尔用近三十年的时间融入当地社会，以达到他广泛发展教徒的目的。但同时他也给当地社会发展变化带来了较大变化。

（1）夷、汉关系的变化。保禄•维亚尔来到路南，将法国势力带入到夷汉杂居地区，对当地的社会组织和政治权力带来较大冲击。纯朴但开放程度并不高的倮倮，相对于仇视法国传教士的汉人而言，更容易成为传教士发展教徒的群体。保禄•维亚尔认为，法国传教士对于当地倮倮而言，“永远都是天外飞来的金凤凰”，“我们只能用善良的灵魂、充满仁慈的心和朴实的髙尚情感去吸引他们、打动他们，把这个尚未开化的民族争取过来”[23]。无论大小事件，保禄•维亚尔都出面无偿地帮助夷民解决，他写道：“利用这些可怜人的无知，社会上的恶霸专横跋扈，我不知多少次要出面，只要我一露头，恶霸势力就逃之夭夭了。”[24]他向佃户们解释他们的权利和义务，鼓动倮倮拒绝服徭役，要求清理账目，同时在收佃租时拒绝汉族地主的剥削，“威胁他们，他们也不怕；拒收租佃，他们当面量给你看；到官府去告，他们也去官府讲理。但令人费解的是，官府本是汉人开的，而汉人业主反而输了官司!”[25]以至于保禄•维亚尔备感兴奋，感叹：“很多村庄过去在专制的桎梏下被压弯了腰，现在扬眉吐气，有了胜利者的风范。这类村子我见得多了！”

保禄•维亚尔还记录下他为豁免倮倮差役贡赋与当地政府交涉的事件。当时，路南的地方官因要在当地建造庙宇而向民众征集资金和劳役，保禄•维亚尔认为“与基督徒无关，因此他们应免予出资或服役”，即向路南县政府提出免除的要求，但当地政府采取搪塞态度依旧征收，一些拒绝缴纳的天主教徒被路南地方政府关进了监狱。他“径直走进衙门”，“要见第一号父母官”，随后他又前往澄江府（当时路南隶属澄江府管辖）要求审理此案，最后澄江府官员给予了“路南的官员无视王法，违背了国际条约，我将派人调査，给予适当惩处”的答复。在澄江府追究责任时，路南州政府否认有该事件的发生。但无论如何，这一事件以保禄•维亚尔的胜利结束。1895年，保禄•维亚尔在汉族聚居地区板桥青山口村出资购买了300亩的土地，新建了以他的“圣名”命名的“保禄村”。“此地被保禄•维亚尔租贷后，带有法国租贷地性质，当地政府不能过问租贷地内的事，甚至中国籍不法分子畏罪逃入青山口后，也不许进界缉捕。否则，按违反国际公约论处。”[26]保禄村的建立，使板桥出现了一个凌驾于当地政府管辖之上的特殊势力范围。类似事件的发生，使当地少数民族感受到基督教势力的强大，反映出法国传教士在云南地方社会的影响力，这使当地人对保禄•维 亚尔也更加信任。他的支持，让倮倮感觉到有了“靠山”，敢于与当时的政府及汉人地主抗争，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路南原有的社会格局。

（2）多元宗教在路南的发展。1895年，保禄•维亚尔在路南盖起了占地七十多亩的路美邑教堂，不仅有礼拜的地方、壮丽的石雕拱门，还有学校、住所、厨房、马厩和小花园。1892年，又在板桥建盖了青山口教堂。其后，又在尾则、冒水洞、大湾箐等许多村子建立了教堂。据统计，从1887年到1949年解放前夕，保禄•维亚尔和他的继任者在路南地区建立了近二十座教堂，发展信徒约八千人，人数占昆明教区信徒总数的百分之五十。[27]在他的传教范围内，必须清除一切传统的祭祀“玩艺”，“不要他们的神像、香烛以及任何崇拜物”。“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很快就被取下来了，有几个根本无关紧要的小物件也没有放过，包括几个篮子、几捆柴火什么的”，取而代之的是“基督教的神位被庄严地贴在墙上”。[28]在天主教信徒较多的村庄，彝族的传统文化遭到破坏，祭密枝等活动一度停止，青年们不得进公房，不得跳乐。结婚须经神父同意，并且不得与非教徒结婚。可以说在天主教传教的范围内，当地传统的宗教和文化发生了较大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