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传教士保禄•维亚尔与汉夷杂区社会

保禄•维亚尔对汉夷杂居地区社会的观察

民国时期，我国学者对西南民族史的关注并不多，这从20世纪上半叶出版的一批中国民族史研究著作中得到印证，刘师培、梁启超、林惠祥、王桐龄、吕思勉、吕振羽等学者均先后出版了中国民族史研究的相关著作，这些成果大多详于西北、东北民族的历史，对西南少数民族历史的记述则较为薄弱。事实上，自18世纪末开始，各国传教士就已经开始了对云南少数民族的实地调査和研究。这项工作于他们而言并非是额外副业，而是关系其进入该地能否成功传教的重要准备工作, 正如他们所认为的：“传教士有权、甚至有责任以科学成就为其从事的事业增光。[5]这些调査资料对我们了解外国人眼中的云南汉夷杂居社会有着重要意义，也为今天的民族史研究提供了素材。

基于对“倮倮”[6]的偏爱，保禄•维亚尔的文章基本都以该民族为主角。在研究方法上，他认为：“一定要搜集到足够的倮倮部落传说，并能以不偏不倚的态度阅读完周边民族的那些含糊、虚构乃至带有偏见的书面材料。”[7]对此，同样致力于云南彝族研究的法国传教士阿尔弗雷德•李埃达有着相似的观点，他们并不迷信汉人的文字记载及相关研究。[8]对于倮倮的起源、分类及历史发展， 由于缺乏足够的汉文文本资料，基本是从本民族的传说、口述、文字以及调査资料中做出判断。例如，他以倮倮文字来判断一个村庄的名字是来自倮倮还是汉人，因为一些村庄名在汉语中毫无意义，但在倮倮语中有意义。他以相同的方法来辨别哪些少数民族支系名称是“自称”哪些又是“他称”，认为“倮倮”一词即是汉人创造，“原专指某个部落，后来套用在整个种群上”，“干夷”“撒迷”“阿者”“窝泥”“阿昌”“傈僳”等称呼均为汉人试图给每个部落的命名[9]。这样的研究方法为近代以来的中国民族史研究所借鉴。他的《倮倮的一场竞技》《论云南土著居民的语言文字》 《撒尼----云南的倮倮部落》《云南撒尼倮倮的传统与习俗》《倮倮有宗教信仰吗?》《倮倮----历史、宗教、风俗、语言和文字》等文章和著作，涉及对倮倮的民族形象、风俗习惯、神话传说、语言文字以及历史文化等方面的介绍。在他笔下，倮倮诚实、坦率、友爱、正直、天真、温和、体魄强健、勇敢、善于打仗，“既不骄傲也不嫉妒，既不固执，也不诽谤别人，达到了汉人未曾到达的高度”。把倮倮这个民族中出现的不好现象，都归咎于“汉化的倮倮”或“倮倮化”的汉人。从这些记述中，可以深刻感受到保禄•维亚尔对倮倮民族的热爱。

保禄•维亚尔将所有的优点都集中于倮倮，对其他族群也并无激烈的言辞，但对汉人的评价却与倮倮形成了强烈反差，因此有学者质疑其带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而对此楚图南则评论道: “至于怀着狭隘的民族主义，或浅薄的无神论思想而诽镑他，似乎更不足取。”[10]那么，在他眼中汉人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形象，以至于引起这样的争论呢？这从他对汉人村庄的生动描述中可见一斑：

走进汉人的村子，早晨九点还可看到鸦片烟鬼那迟钝茫然的面孔，他们穿着打补丁的破衣服，拖着鞋四处晃悠。老妇人坐在门口，身边放着一个纸盒，里面是些碎布和针线。她们无休无止地做着那种小鞋，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她们做的是烟荷包呢！年轻妇女在家洗碗，或者一面做家务一面吵架。青年男子吸着长烟袋杆，等着下地的时候。

一个妇女在骂街，她丢了一只鸡，知道是谁偷的却又没有证据，所以不敢指名道姓。

偷鸡的不言不语，暗中窃笑，准备下次再干。[11]

这样的描述表现出保禄•维亚尔对汉人以及汉人社会的调侃和厌恶情绪，同时也反映出19世纪汉人社会的生活状况，如鸦片烟在路南社会的泛滥及其带来的消极影响；在汉夷杂居社会中的汉族妇女普遍裹脚，汉族社会中存在不良风气。据保禄•维亚尔的观察，汉人讲求实惠而有商业头脑，是杰出的商人，当地商贩几乎都是汉人，但性格浮夸，碰到一起就谈打官司，带功利性，投机，而倮倮则精于农事。他甚至断言如果没有战乱的话，三十年内倮倮所在土地上十分之八的汉人将不得不离开[12]。李有义在20世纪30年代末对尾村的社会调査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保禄•维亚尔的看法，据他的研究，在咸同回乱之后，汉人夺回了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但经济地位一落千丈，随即发生较大的职业分化，最大的差异是：夷民没有不耕田的，即使是最富有的也不脱离农田上的劳作，而汉人则不然。大部分从耕作脱离出去的汉人，大多从事了与商业相关的职业。以至于地主和佃户的身份已经不能作为汉夷的分界，但耕作与否，却在大体上可以用来作为区别他们的界线。[13]保禄•维亚尔认为汉人遵循等级制度，非常专制，每个成员都不放弃自己的控制地位，兄长控制弟弟，姐姐控制妹妹，老人控制小孩，有知识的控制无知识的，等等。一切都是有分寸的，计算好的，用语、声音、举止、衣着、颜色。无论什么都绝对不能让本能、天性、感情、好心肠占上风，一切都要合乎等级制度。汉人也是世界上最不信宗教的民族，无论是汉人还是汉化的倮倮都不可能真心信教。在这样的认知下，尽管是跟随他的汉族教徒，保禄•维亚尔也无法对他们产生好感，如他描述一名汉人教徒：“此人玩世不恭，很滑头，说起话来挤眉弄眼，似乎在表现自己的聪明能干……再说此人很讲究实际，上了饭桌就只顾大嚼大咽了。”[14]在保禄•维亚尔的表述中，总是表露出对汉人的语言、文化、宗教信仰、生活习惯等等方面的反感及鄙夷，尤其是在与倮倮的赞美相比较之下。以至于他的同仁也说：“维亚尔神父，你得承认自己对倮倮的爱有些与众不同。我只对你一个人说吧！你那种爱包含着个人的虚荣心!”[15]可见，时人认为其抱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也不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