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豆栏医局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博济医院前身。 伯驾的医院为基督教的传教事业打开方便之门。有个传教士就曾这样评价伯驾对传教事业的作用：“当欧洲的大炮不能拉开一个门闩时，伯驾却用手术刀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由于病患过多，而帮手过少，伯驾开始在中国物色年轻人进行医学培训。这样，中国近代最早的教会医学教育也出现了。
伯驾是近代来华的第一位正式医学传教士。 1842年鸦片战争以前，传教士所办的医院多集中在我国东南的港、澳和广州。而1844年，美、法两国与中国签订了《望厦条约》、《黄埔条约》，根据这两个条约，西方列强获得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医院和教堂的权利，教会医疗事业开始逐步扩展开来。
直到1860年以前，教会医疗事业集中在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广州这五个最早的开放口岸。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推力”下，教会医疗事业才进入兴旺发展的阶段。
此时，医学传教到底是侧重“传教”还是“行医”的争论就在传教士内部产生了。由于西方传入的近代医学对促进中国健康和卫生事业有显著作用，因此也引起了清政府的关注。
京师同文馆延请伦敦会传教士德贞（John Dudgeon）开设生理学和医学讲座；而另一位英国传教士医生马根济（J.K,Mackenzie）在成功为李鸿章进行手术之后，由李鸿章的北洋水师出资为其创建了中国第一所官办的西医学堂——北洋医学堂；英国医师科克伦（Thomas Cochrane）在替慈禧和李莲英治疗成功后，也帮助协和医学院拿到了慈禧赐予的万两白银捐赠。
传教士德贞在北京传教行医37年。 传教医生们越来越认识到，通过给清朝上层人士治病而获得他们对西医的认可，可以“拉动”西医在中国的传播。相比起原来借医学来传教，这个目标更为实际。
这样一来，在各基督教差会中，对医学传教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基督教差会认为，医学传教的初衷是为在中国赢得民众信任，向群众（特别是病患）传播基督教，“而现在看来，作为传教媒介，医院是失败的。”
这场争论的结果就是，1886年上海成立了由各差会传教医师组建的“中国博医会”，代替原先的“中国医务传道会”。这是一个纯学术团体。从此，基督教医学传教工作就终止了。
从这段历史过程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西方近代医学在中国的传播，既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的“推力”，也有清政府有意“拉动”作用。事实上，当传教医师意识到自己的使命时，就彻底脱下僧袍，换上白衣大褂，主动与宗教使命做了“切割”。
参考资料：
1、李传斌：《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与近代中国社会》，苏州大学中国近现代史博士论文，2001年。
2、高晞：《传教和行医：不同道不相为谋》，《自然辩证法通讯》1996年04期。
3、陈建明：《近代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宗教学研究》2000年02期。
4、陈辉、朱绍杰：《中国现代医学从这里起步———博济医院的前世今生》，《羊城晚报》2010年10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