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爱爱与中国式房腐(8)

青岛远洋运输有限公司前副总经理宋军的“手段”与康慧军又不相同。2006年10月至2008年6月间，他利用职务便利贪污人民币4620万元，并用其中3500多万元在北京、天津、青岛等地购买了37套房产。这其中的大部分，是价值数百万元的高档住宅。他甚至还在北京石景山的某写字楼项目一次购买了25套房。

在一些二、三线城市，公务员和公职人员通过拆迁先低价得房，再高价卖出获利，也已是公开的秘密。

2009年曝光的温州官员低价购房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标本。2004年至2005年间，温州市实行大规模旧城改建，旧城改建指挥部未经审批，以“暂定价”的形式，将拆迁安置后多余的房源销售给一批干部及其他人。指挥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在接受采访时说：好房留给官员，“就是为了开绿灯，这是潜规则”，因为如此一来，工程才会在各方面得到方便。

另一种涉房腐败模式叫“直改名”。一位业内人士向记者介绍：“二手房交易，需要在房产证上改名字，但对于房产证都没办下来的新房，就不需要改房产证了，只要与开发商、房管部门关系好，简单办办手续就行。”这位中介说，“假如你有亲戚在房产公司工作，就可以通过内部渠道将新房通过合同约定的形式预留给你。你只需在房产证办理前找到买家，向他收取一定的费用，再注销原来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将房转到新的买家名下即可。”一位长期从事二手房买卖的中介告诉记者，这样一进一出，有时“就能赚几十万元”。那些想通过房子获取私利的公职人员，自然不会放过这个“空子”。2010年12月12日，浙江台州市纪委就曾披露，台州至少有800多套房源存在“直改名”问题，有40多名党政干部、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涉嫌参与“直改名”。那位业内人士说，台州现在的情况“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只是更多地以亲友的名义拿房源转卖，更隐蔽了”。

还有一些城市，比如榆林、鄂尔多斯等，靠资源起家，以炒房闻名。为了炒房，一些人想方设法要办理多重户口，相关部门的公职人员也就成了他们的公关对象。王楠(化名)祖籍鄂尔多斯，现在北京工作。他告诉记者，家乡人买房“有团购的喜好，一个人买了，就喜欢带许多朋友去买”。限购政策出来之后，一个人办理多个户口在当地“蔚然成风”。王楠说，很多鄂尔多斯老板只要花上几百、几千元钱，就能弄到一个当地的户口。

龚爱爱事件被曝光之后，一系列被查实有房产问题的问题官员再次引发人们的关注。广东省番禺区城管分局政委、被称为“房叔”的蔡彬被查拥有22套房产，随后，蔡彬被停职、“双规”；广东省佛山市一街道原党工委书记郑年胜有7处房产，其中在顺德的5处房产均属当地高档楼盘；原山西蒲县煤炭局长郝鹏俊，在北京、海南等地有房产35处……随着官员房产问题的曝光，多地“官员抛售房产”的消息也不断传出。

制度设计须完善

涉房腐败频发，相关部门也早就意识到其严重性。2010年1月，中共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会议公报就指出，要认真落实并抓紧完善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把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列入报告内容。但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研究室主任程文浩看来，距离这一问题的彻底解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龚爱爱事件的爆发，就再次说明了涉房腐败的严重性，也表明“我国在社会管理、身份管理体系上还存在较大漏洞，容易为人所乘”。

“杜绝涉房腐败，当务之急是进行全国房产登记信息联网，消除因地域分割而造成的信息不对称，提高发现违规行为的几率。”程文浩认为，由于全国住房信息尚未联网，个人在外地的房产无法在本地系统上查询到，这就为个别官员隐瞒财产提供了可乘之机。同时，龚爱爱之所以能办理多个户口并规避限购政策，也是因为住房登记信息未与公安系统的信息联网，若能将银行、财政、税务、公安等系统的信息统一到一个平台上，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对中国住房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普查，将开发商、土地、房产、交易等各方面的信息都告知公众，不仅能大大改善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情况，像“房叔”、“房姐”这样刺激大家神经的事也会大幅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