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爱爱与中国式房腐(7)

经济学家吴晓波曾撰文《中国人的买房情结》，提到自己多年前到安徽农村搞田野调查时，看到无数高檐大宅时的所思所想：那些曾在淮扬一带声名赫赫的盐商、茶商为何不将钱拿去扩大再生产，偏要回到偏僻的老家，盖这些中看不中用的大宅子，或是买一大块产出效率很低的红壤地？吴晓波并不赞同从“叶落归根”、“显耀乡里”的角度作出解释，反而认为“商人是没国界的，只要有钱赚，连国家都未必认，何况乡里了”。

“司马迁把‘富裕’分成3种，本富、末富和奸富，本富就是靠农田致富，末富就是以工商致富……他说，‘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跑到商海中尽情扑腾，大把赚钱，再回头去买房子和田地，用房子和田地把赚来的钱牢牢守住。”吴晓波认为，中国的治国者是全世界智商最高的人，他们最早明白工商业比农业更能敛聚财富，早早便将这些产业收归国有。在这样的环境下，那些在工商业中赚了钱便转身购买土地、房产的人，为的就是“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他由此提出，“在千年中国，土地其实不是由泥巴构成的，它是一种‘类货币’，是资产阶层逃避政府力量的一个避险性工具”。而这应该就是中国人偏爱土地和房产的传统社会文化因素。

时至今日，中国房价之所以日见攀高，一方面是因为大量工商业资本汹涌进入房地产业，靠炒房迅速实现资本增值，更多人又在投机及从众心理的影响下，对投资房产趋之若鹜。另一方面，随着物价不断攀升，老百姓开始考虑，如何才能确保自己口袋里的钱不贬值。在高房价的带动下，买房成了老百姓资本保值的首选方式。

虽然同为投资对象，在过去6年里，中国的楼市与股市却呈现出截然相反的走势。自2007年后，中国股市从6124.04点一路下滑，在刚刚过去的2012年，沪指最高点数仅为2478.34点。反观楼市，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7年全国商品房均价为每平方米3864元，虽然在2008年出现不足2%的下滑，却在股市最惨淡的2009年实现了23.18%的涨幅，达到每平方米4681元，接下来3年更是一路上扬至每平方米5791元。仅以北京为例，二环边每平方米的房价已由2007年的约1万元上涨至四五万元，也就是说，如果你有50万元，扔到股市里，可能瞬间蒸发，拿来买房却能翻好几倍。

对比当下大热的艺术品投资、玉石投资等，房产投资的含金量也很高。虽然艺术品与玉石的稀缺性及不可再生性使其保值功能不俗，可投资者鉴别能力及变现能力的缺失，却可能使投资回报大打折扣。相比而言，炒房不需要具备什么专业素养，也不愁卖不出去。

涉房腐败形式多样

2009年12月，时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贺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作为副部级官员，如果仅靠工资，自己也买不起房。3年后，有记者再次问起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是：“仍然买不起！”话虽如此，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却是，房地产领域确实已成为官员腐败的重灾区。一名长期从事反腐工作的办案人员说，“房地产的产业链有多长，权钱交易的食物链就有多长”，而龚爱爱事件的曝光，则让涉房腐败利益链条逐渐显露。

从全国各地已披露的案例中不难发现，北上广等一线城市正成为官员和房产商进行权钱交易的集散地。

在已“盖棺论定”的落马官员中，和炒房关联最密切的当属上海市浦东新区原副区长康慧军。因为长期掌握土地交易大权，康慧军被称为“炒房区长”。2007年，上海市纪委在对局级以上公职人员住房情况进行普查时发现，康慧军所住的陆家嘴“仁恒滨江园”一套320多平方米的住房，市场售价近千万元，康的申报价格却只有270多万元。纪委进一步调查后得知，早在康慧军担任陆家嘴集团总经理时，就曾多次利用职务便利，为上海仁恒房地产有限公司获取浦东世纪大道多个地块的土地使用权提供帮助。官员想要房产，自然就会有开发商投其所好。作为“回报”，仁恒公司将一套144平方米的房子以1999年每平方米8300元的价钱卖给康慧军，总价仅需119万元。随着房价迅速攀升，康慧军又看中了该公司新开发的一套320多平方米的精装样板房，公司方面又仅以1999年的同样价格(8300元每平方米)卖给了他。就这样，康慧军以270余万元的总价拿下市价近千万元的豪宅。类似的交易，对康慧军来说显然是家常便饭，截至案发时，他和妻儿名下的房产多达14处。最终，康慧军因受贿罪及巨额财产不明罪，被判处无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