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周刊(3)

而在控制大处方的次均费用上，有医师呼吁，改革还需一个总量控制。同样一个手术如果分两次做，次均费用自然是下降了，但病人总体药费支出并没改变甚至会增加；两次手术还会占用另一个病人本该享受的医疗资源，因此现在单凭次均费用来考量“医药分开”的效果略显单一。

北京医疗的价格体系已多年没有进行调整。医务人员认为，医院收益不能总是依赖医药费和检查费，这部分费用甚至可以通过财政分担的方式适当下调，但治疗费应适时调节。

“门诊只是医疗工作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不同门诊的手术大夫，对病人做的手术、进行的操作，其难易程度是不一样的。同样级别的专家，劳动强度也是不一样的。这种劳动差异如何体现出来，还有待政策细化。”郭艾说。

在合理保障医务人员劳动价值方面，刘建理事长提出了增量改革的目标。“友谊医院之前实行的‘护理岗位绩效考核’取得了不错的效果。现在，友谊医院的人力资源存在既紧缺又浪费的现象，所以在绩效考核中，应更多地引入激励机制。”刘建预计，在实施绩效考核之后，随着医务人员工作量的上升，实现绩效上浮问题不大。

“我们希望通过改革建立长效机制，让大家能够分享改革成果，这也是下一步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刘建如是说。

（实习生翟小雨对此文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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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7月1日，“医药分开”试点工作的启动，使北京友谊医院成为众多媒体竞相关注的对象。在广为世人诟病的“以药养医”体制存在20余年后的今天，友谊医院迈出的这一步，关系到北京、甚至是全国医改进程的步调及信心。

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改革带给友谊医院理事长刘建及医务人员的压力可想而知。“医药分开”之后的一个月，是医院收益、医务人员薪酬、药价洼地、政策修正等一系列问题的集中爆发期，也是改革效果的检验期。社会对于这次改革的关注，热度依旧不减。

改革酝酿已久

进入7月以来，友谊医院宣传科的电话就从未间断。想要探访这次改革的记者不胜枚举，破纪录的一天，宣传科接待了近百名媒体记者。“有时要忙到凌晨两三点，恨不得不用睡觉。”一位工作人员表示。

此番改革在向社会亮相之前，友谊医院足足做了一年多的准备。2011年4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来到友谊医院，视察和调研公立医院改革工作。面对医务人员，李克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你们愿不愿改掉这种体制（以药养医）？”

在得到医务人员的肯定答复后，李克强副总理当场拍板，确定友谊医院为全国、北京市公立医院改革试点。

“从那一刻起，友谊医院医改正式进入议事日程。其实，从理论准备、舆论准备、思想准备来说，过去20年里一直都在进行。”友谊医院肝病研究中心主任医师贾继东说。

关于“医药分开”的讨论在最近20年来几乎从未间断。贾继东认为，“以药养医”的最大恶果在于它没有体现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从而导致了医生过度用药、过度检查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医生如果不给病人用药，就没有利益可图，最终导致越是医德、技术水平高的医生，越赚不到钱。

而在这20年苦心探讨的背后，是来自现有体制的重重阻碍。一旦药价降下来，医院的正常运营将面临资金考验。全额依靠政府补贴显然不现实，然而如果降低药价，就要涉及医生劳务服务价格的上涨。

“这是一个敏感问题、社会问题、甚至是政治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谁都知道问题所在，但谁也不愿意动。友谊医院这次动的意义有多么重大，我觉得怎么说也不过分，因为它是动真格的了。”贾继东说。

今年5月18日公布的北京市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方案中提到，在三级医院，如北京友谊医院，试点取消15%的药品加成和挂号费、诊疗费，设立医事服务费。从普通号到知名专家号，收费标准从42元/人次到100元/人次不等，从差别中体现医务人员劳动价值。

7月1日零点起，友谊医院拥有的全部1670种中西药品实施以进价销售，取消药品加成。在医院门诊大厅的药房上方，滚动着各种药品的原、现价对比提示。

在刘建理事长的笔记本电脑里，保留着医院总体收入的统计数据。“医院收入由原来的3项变为现在的2项。原来的收入是财政补贴占13%、医疗收入占39%、药品加成占48%；去掉药品加成后，我们的收入变为两项，即财政补偿和医疗收入。”

行医方式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