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神木民间借贷暴富“神话”崩盘始末(3)

　　2008年，神木县煤炭年产量则达到两亿吨，被称为中国的“科威特”，迈入全国百强县行列；同年12月25日，雷正西为陕西首家小额贷款公司“神木县惠民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剪彩，该公司董事长刘银娥是“神木四大富婆”之一(刘银娥的结拜姐妹龚爱爱亦名列“四大”)。雷正西为之站台的“小额贷款公司”，开始在这一年遍布神木县城大街小巷，发展到顶峰时有近千家之多。这些贷款公司的主要作用就是为煤矿老板融资。

　　2009年起，神木人为民间游资找到了升值出口——民间借贷蔓延开来。据当地人说，几乎是一觉醒来，临街好的门店，都挂上了一块块诸如“ 投资公司”、“ 担保公司”的招牌。而更多的是没有门店的皮包公司，在酒店租间办公室，甚至在家里摆张桌子，放个保险柜。再甚者，腋下夹个皮包，里面放上一沓票据，就四处游走吸贷转贷。

　　据说，2009年到2010年，神木有投资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以及小额贷款公司近200家。而像他这样的“夹包族”难以计数。

　　这些公司向社会吸收资金的月利息为2分到2分5厘，放贷的月利息3分5厘到4分不等。虽然远高于当时银行贷款几厘钱的月利息，但既无需担保，也无需繁琐的手续，手写一张借款单就可完成，而且几乎当场就可提钱。

　　在神木，这些非金融性质的公司却公开、大规模、大范围进行金融活动。据介绍，当地近200家投资公司、担保公司和典当行，很少完全从事过其工商营业执照规定的业务，所进行的完全是吸收资金和发放贷款。

　　这种融资方式兴起的动力，是投资煤炭业的高额回报，老板们渴望进一步投资。但从农商行和商业银行贷款手续复杂，成功率低。

　　民间借贷除了从个人手中吸收闲置游资，还有大量资金来自银行。包括农村合作银行和商业银行。而手无余钱，又没关系的普通民众只能靠抵押贷款。

　　在这些吸贷转贷的人中，神木县城内最受人信赖的是龚爱爱，商人乔秀峰、王文明以及张孝昌等人。

　　2009年开始，神木大兴炒露天煤场，炒家从本地炒到鄂尔多斯、甚至远赴新疆。一家正规小额贷款公司刘姓经理介绍，民间借贷的大量资金中有六成到七成流向房产与煤炭。而来自县金融办2011年的数据是，贷款约68%流向了煤炭、化工电力等行业。

　　另一部分融资被用于满足个人消费，甚至流向赌博市场。在当地，有钱人赌博的规模越来越大，一次动用的赌资高达千万元。

　　2010年，主导“全民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等民生政策的前县委书记郭宝成调离，雷正西就任神木县委书记；同年，煤炭价格持续走高，在高额利润的刺激下，神木街头巷尾的投资公司、典当行层出不穷，大量资金流向地下借贷系统。

　　当年，神木县金融机构存款出现10年来首次滑坡。人民银行神木县支行经调研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地下钱庄高息吸收大量存款”。

　　2011年，当神木的借贷狂潮走向疯狂时，多米诺骨牌从鄂尔多斯到来。同样靠煤炭发家、相距一百公里以外的鄂尔多斯爆发民间借贷危机。

　　这一年，鄂尔多斯近乎于疯狂的“造城”运动难以为继，楼花无法售出，楼盘无人问津。这一风险迅速转嫁为贷款风险，导致鄂尔多斯高利贷崩盘。从神木来的民间借贷资金被套住。

　　讽刺的是，后来成为神木民间借贷“明星人物”的龚爱爱，曾作为榆林市人大代表在2011年度的榆林市两会上，建议“市政府要把打击非法融资、整顿金融市场作为当前一项重要工作来抓，集中清查非法经营融资的企业和个人，打击非法融资的单位和个人”。

　　但是，神木县政府没有采取任何相关措施。雷正西曾表示，小额贷款公司是“该县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加快激活民间资本，解决广大中小企业和创业者融资难题的具体实践”。

　　到2011年的岁末，几乎神木的每一分钱都在涌向地下金融市场。当然，煤炭资源让这个县积累了惊人的财富。至2011年，这座不到50万人口的县里，资产过亿的富翁超过2000人。但民间集资卷入的，不只是这些亿万富翁的钱。很多农民卖鸡卖鸭，凑万把块钱入伙；54岁的张艳华，神木县街头一位卖烧饼的大姐，把60万元投入了民间借贷系统。

　　一夜暴富后的神木县，市民们的金融意识还停留在前现代的熟人社会时代。据当地人说，当时贷款都是熟人或熟人介绍，没有任何抵押，“信贷，全凭信誉”。动辄上千万资金流动的背后，靠的不是专业的会计师和财务报表，而是各种近乎传奇的财富传说。

　　神木这些民间的金融大鳄们，在坊间往往有着一个绿林好汉般的称号，除了前面所提的“黄金大王”、“神木四大富婆”之外，神木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