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有生蚝 中国有故事

　　天气一天天热起来，沉寂了一个冬天的烧烤摊子们又要铺张开来了。也不知什么时候开始，烤生蚝成了烧烤中的必点菜，酒觥似的壳里，躺着雪白饱满的蚝肉，盛着微微沸腾的汁液，让人恨不得一饮而尽，又意犹未尽。

　　也就在这个时节，丹麦大使馆发出了一条微博，号召中国的吃货们到丹麦消灭攻占海滩的外来生蚝。中国网友自然义不容辞，一面嚷嚷着组队出国，一面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丹麦人们出谋划策，告诉他们生蚝的几百种做法。

　　无论南北，生蚝都是一种大受欢迎的海鲜。在大吃货省广东的方言体系中，生蚝和蚝豉是蚝的两种不同状态，生蚝是新鲜的蚝，蚝豉则是晒干的蚝。“蚝”本指一种毒虫，后来成为了这种海产品的代名词。被贬谪到广东或者海南的文人们，把“蚝”写入了诗文，流传至今。

　　“夕贬潮州路八千”的韩愈专门写了一首诗，叫做《初南食贻元十八协律》，记载了自己在潮州吃到的“奇奇怪怪的食物”，其中就有粘连成山的生蚝。韩愈吃生蚝的时候，吃得战战兢兢，闻着海腥味，张口吞下去，大汗冒出来。或许对他来说，吃生蚝实在不是什么很美妙的美食体验。

　　相比之下，苏轼对美食的态度显得开放了很多。在黄州，他专吃价格低贱如泥的猪肉，在惠州时，他又要大啖三百颗荔枝，还“不辞长作岭南人”。再往南边去些，到了海南儋州，苏轼又发现了新的美味——生蚝。为此，50多岁的他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食蚝》。专门向人介绍生蚝的两种吃法：一是把蚝肉和浆液加酒煮食，“食之甚美，未始有也”；二是选出大的生蚝，放在火上烤着吃。看来，苏轼应该被烧烤店奉为碳烤生蚝的祖师爷。苏轼自己吃美了，还要写信告诉儿子，让他别把生蚝的秘密告诉别人，生怕北方的士大夫们听说，争先恐后贬谪到海南来，和他争生蚝吃。

　　和广东地区临近的福建、台湾等地，管这种海产品叫“蚵”，“蚵”本来也是一种虫子的名字。闽南地区有一道名小吃，叫蚵仔煎，用闽南话说，叫做ǒu ā jīan，传说是郑成功收复台湾时发明的。新鲜的蚵仔（也就是小的蚝肉）混合红薯粉水和鸡蛋液，煎得两面金黄，咬开酥脆的外壳，里面是鲜甜软嫩的蚝肉，不可不尝。与福建毗邻的潮汕地区，也有这道菜，不过名字叫做“蚝烙”，以汫洲的最出名，还上过《舌尖上的中国》。福建除了土楼，还有一种特色建筑，叫做“蚵壳厝”，“厝”在闽南语里是房屋的意思，顾名思义，“蚵壳厝”就是用岩石般的蚵壳搭建的房屋。岭南一带，也有类似的房屋，名字则由“蚵”改“蚝”，叫做“蚝壳屋”。

　　生蚝和蚵仔，其实也就是牡蛎。多少人对牡蛎这种食物的启蒙记忆，来自中学课本里的《我的叔叔于勒》：“一个衣服褴褛的年老水手拿小刀撬开牡蛎壳，递给了两位先生，再由他们传给两位太太。他们的吃法也很文雅，一方精致的手帕托着蛎壳，把嘴稍稍向前伸着，免得弄脏了衣服；然后嘴很快地微微一动就把汁水喝了进去，蛎壳就扔在海里”。

　　大概是因为课文的影响，很多人觉得牡蛎是高雅昂贵的舶来品。其实，中国已经有2000多年的牡蛎养殖史，“牡蛎”这个说法，在北宋年间就已经出现了。“牡蛎”的“牡”字，在这里不是表示雄性，而是形容牡蛎之大。“蛎”字的本义就是指这种海鲜，《说文解字》说：“蚌属。似螊，微大，出海中，今民食之。”

　　这么古老的食物，当然应该有一个接地气的名字，那就是“海蛎子”。这个称呼，几乎通行于中国北方沿海地区。最近大热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里，穿着一万多的大牌衬衣被捕的欧阳菁回忆起当初嫁给李达康的原因，就是因为李达康听说她爱吃海蛎子，专门为她挖了一袋，“我的一生就毁在那袋海蛎子上了”。她不无后悔地回忆说。因为一袋海蛎子托付终身，听起来土气轻率得可笑。如果当时李达康送的不是一袋亲手挖的海蛎子，而是带她去高雅的法国餐厅里品尝吉拉多牡蛎，吃的是虽然同一种食物，但故事的发展就大不一样了。

　　谁是中国最爱吃的海蛎子的人呢？估计是大连人。大连人谈到海蛎子的时候，连“海”字都要去掉，亲切地称为“蛎子”。80年代曾有一篇颇流行的小说，叫《卖海蛎子的女人》，讲的就是发生在大连的故事。小说里写出了大连人对海蛎子的爱：“歌迷们称大连歌舞团一位专唱东北民歌的女演员是‘满口海蛎子味儿’；哪家媳妇埋怨自己丈夫的倔脾气时，总爱说：‘俺家那口子呀，干脆是块蛎巴头！’坐火车还没进大连站，大连的乘客们就喜气洋洋地打趣说：‘到家了，又闻着海蛎子味儿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