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平宜 用爱洗去麻风烙印(2)

“我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记者，选的都是非常底层和边缘的题材，总想去碰触一些别人很少碰触的东西。我喜欢做长篇报道，那时第一个全面报道艾滋病，我还报道同志议题，打到同志圈，去GAY吧……现在想来很平常，那时都是新鲜题材，我第一个采访性工作者，第一个报道校园艾滋感染者，很多个第一。”

“为了准备《终战五十年》，我花了一个月搜集素材，去中国东北、南京，还去了日韩等国采访慰安妇。身为女人，我无法理解她们怎么熬过来的。回想那段历史，虽是咬牙切齿，但你看她们都挺过来了，现在看来一个个都还挺优雅，但这种痛到底有多痛？当下你很难理解，过后你会非常痛苦。写这个报道，我是活在1937年，整个思维都跟人家不一样，陷在里面出不来，但在报社你有写稿压力，逼迫你必须走出来，因为有新的议题要进去。”

1999年夏之前，张平宜尚未意识到麻风康复村会与自己的生命有何联系。当时，她已是资深记者，工作稳定；家中有一栋4层楼的依山别墅，并配备佣人，开跑车，爱时髦，生活无忧。随着小儿子的降生，她正打算回家当全职主妇。辞职前，她安排了最后一次采访：跟随国际救援组织到云南、四川一带的麻风康复村考察。

“在川、滇边界少数民族分布区，有不少解放后建立在山巅水涯的麻风村，几十年来孤悬在外，就像与世隔绝的神秘禁地。翻山越岭，1999年初次踏进这些不曾有过访客的麻风村，不见神秘，只见破败。即使外面世界已迈入21世纪，但由土墙危屋建构而成的麻风村内，一切却仍停滞在无水无电、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

“村内病人以无家可归的老残病人为主，经年累月在恶劣环境下自力更生，遭疾病侵袭后，深烙身上的伤痕仍叫人触目惊心，有人眼瞎、鼻残、五官严重扭曲变形；有人则缺手断脚，只能在地上匍匐爬行。他们身上衣衫褴褛，容颜苍凉凄苦，不敢奢望生命的尊严，活着对他们而言，就是夜以继日的折磨。”

“最叫人痛心的是，村内有不少年轻健康的生命正茁壮成长，他们是麻风病人的子女们，生在麻风村、长在麻风村，除了集体户口外没有个体身份证，背负着麻风病人的宿命，他们走不出麻风村，生命也被冷漠地拒绝在文明社会之外。”

1999年至2001年，张平宜的足迹踏遍广东、云南、四川共二十多个麻风村，光凉山彝族自治州17个县市的麻风村，至少亲自探访了10个。“跟台湾一样，在大陆，麻风村也是个冷僻议题，除了卫生部门有关人员外，鲜少人付出关怀，我几年来得以闯荡麻风村，主要还是跟着海外慈善团体的脚步，一开始他们不知我是台湾记者，后来发现我频繁进出麻风村，有人猜测起我的身份，教会人士、志愿者、社会工作者？ 后来干脆在我面前开玩笑，问我是不是在搞‘特务’工作，从此我就幽自己一默，称自己是‘麻风特务一号’。”

回台北发完稿，张平宜刻意不去想苦难的麻风村，“但不知怎么，那一群骨瘦如柴、肚大如鼓的小孩，那一张张脏兮兮的小脸上，空洞无知的眼神更像鬼魅般追着我到处跑。”

“以前在台湾报道乐生疗养院，我看到的是老人，到大陆麻风村来，我没预计自己会见到一群孩子，那时我自己的孩子才3个月大，当妈妈的心很强烈，你觉得这些孩子根本没有长开就没有未来，或许就是为人母的不忍心和放不下，就想我可以为那些孩子做些什么，然后慢慢做下来，我也没有想过会做十几年这么久，后来跟那些孩子有了情感，看着他们长大，看他们的需要，就跟一般母亲是一样的，没想多年后突然得了个奖。”

蜀道难，爱里没有惧怕

2000年冬，张平宜接获电话，听闻越西县有所特别的麻风子女专属小学，她二话不说，立刻收拾行囊直奔凉山。“越西县位于凉山彝族自治州北部，属麻风病高流行县，因地处偏僻，民风闭塞，这里不仅麻风病人多，麻风病人子女更多，长年与社会隔绝，几成文盲村。”

建于1987年的“大营盘小学”是四川凉山第一所也是惟一一所官办麻风小学。“别看它校名叫‘大营盘’，其实不过是两间盖在水塘地的‘小危屋’，占地十来坪左右，全部校产就是教室内几扇只有铁条不见玻璃的木窗、两块嵌在墙上的黑板、两张讲桌和17套破旧桌椅。从创校至今，每年高达七八十名学生入学，却没一个正式老师，也没出现过一个正式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