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小说(5)

　　虽然40年小说五彩缤纷，创新频频，但取得成就最高的还是写实主义的小说。虽然40年间那些名目繁多的形式创新让写实主义的小说显得有些苍老，但繁华落尽，沉淀下来的好作品依然是那些具有强烈写实精神的作品，《小说选刊》最近和中国小说学会联合举办的“改革开放40年40部最有影响力的小说”评选活动中，入选的40部作品几乎全是《白鹿原》《长恨歌》这样的写实性作品，连余华、苏童、格非这样标签明显的“先锋派”作者，入选的《活着》《妻妾成群》《望春风》也是写实型的作品，而不是实验性强的《在细雨中呼喊》《1934年的逃亡》《青黄》。先锋作家的转型，再次证明了写实主义持久的生命力，形式主义是有限的，而写实主义是无限的。

　　但今天的写实小说和之前的现实主义有着巨大的变化，就是融进了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的很多元素，尤其在叙述主体方面显得更为“写实”。陈平原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肯定了五四时期现代主义作家对叙事时间的自如运用，但他在考察叙事视角的运用时，发现只有鲁迅和凌淑华曾以纯客观叙事写过小说。1953年，罗兰·巴特发表了一篇文章《写作的零度》，“零度写作”指作者在文章中不掺杂任何个人的想法，完全是机械地陈述或描述，也就是零度叙事。改革开放后，作家们迅速系统掌握了这项叙事技术，余华的处女作《十八岁出门远行》以细致的描写替代了故事的讲述，像摄像机一样记录一个少年的远行，读者几乎是通过他以文学描述出来的画面、人物动作，观看了一个故事。“新写实”的特色是还原生活、零度写作、与读者对话，纯客观叙事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受到作家们的青睐。如果从叙事组织来考察，不难发现两种极端，人物关系、事件关系在改革开放之后变得要么更为疏离，要么更为紧密。一部小说的组织模式可以分为两个层面：显性的组织和隐含的价值。人物关系、事件关系的疏离处理，可以带来更强的审美效果——小说在审美层面是作家与读者展开的一场隐秘的对话，疏离产生更强烈的审美张力，这是对隐含的价值的追求；人物关系、事件关系的紧密处理，常常表现为人物身份的立体化，立体身份产生立体的人物关系，它们合力，产生强劲的推动力，使小说显性的组织富有质感，让人物和事件产生复杂而丰富的意义。

　　这里不得不说风靡文坛多年的“新写实小说”，80年代末90年代初，方方的《风景》、池莉的《烦恼人生》、王安忆的《小鲍庄》、李锐的《厚土》、刘恒的《伏羲伏羲》、余华的《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刘震云的《塔铺》、朱苏进的《第三只眼》等小说超越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既有范畴，既体现出了对西方文学流派的借鉴，也显现出对中国小说传统的继承和回归，被命名为“新写实小说”。新写实小说在今天来看，是现实主义在中国踏出的坚实脚印，它为先锋文学的落地和转向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1985年前后，先锋文学如火如荼，马原、余华、苏童、叶兆言登上文坛，以独特的话语方式进行小说文体形式的实验。毋庸置疑，先锋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进程中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从肇始之初的“先锋实验小说”到后来的“返璞归真”，先锋派的作家们走出了一条饶有意味的文学创作之路。《米》《妻妾成群》《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小说发表，意味着先锋作家减弱了形式实验和文本游戏，开始关注人物命运，并以较为平实的语言对人类的生存和灵魂进行感悟，现实深度和人性关注又重归文本。